2013年3月1日 星期五

國家衰落與準宗教情結

關於大國的命運,近年有不少專著。較早年,有著名的《大國的興衰》(保羅.肯尼迪);最近,似乎著述更多,如《文明》(尼爾.弗格爾森)、《我們曾經輝煌》(That Used to be Us,托馬斯.弗里德曼)等。日前看到英國《金融時報》上的書評,才知道又有《國家衰落之謎》(Why Nations Fail)引起熱議。這本書還有個肩題:「權勢、繁榮與貧窮的根源」。

書的兩位合著者大有來頭,Daron Acemoglu 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 James Robinson 是哈佛大學的教授。據說,這本書去年剛出版就贏得「強烈好評」,評論甚至把它與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經典之作《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相提並論。

《金融時報》的書評說,這本書「博大精深又趣味盎然」,可是接着指出,它之所以受到這麼熱烈的追捧,「部分原因也在於它傳遞的信息讓許多西方人吃了定心丸」。

大國的命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過了半個世紀之時開始成為關注焦點的。所謂「大國」,主要是指歐、美、蘇,三者強權鼎足而立是戰後國際政治的主要格局。這形勢過了約半個世紀後開始瓦解。蘇聯分崩離析,歐洲衰落,美國近來也有迅速沒落之勢,《我們曾經輝煌》一書的書名竟以過去式表示美國的輝煌了。書名中的 US 一語雙關,可以理解為「我們」,也可以理解為「美國」。

《國家衰落之謎》的作者卻根據數百年的歷史資料指出,儘管西方式民主遭遇了諸多困難,但它仍是西方長期繁榮的關鍵。「英美等國之所以變得富有,是因為它們的公民推翻了掌權的精英,創建了一個政治權利得到廣泛分配的社會。」

可是《金融時報》的書評認為,這還不足以讓人安心。它以意大利和美國近日的政治形勢為例指出,在現代民主制度下,政客們往往向選民許下無法承擔的支出承諾,從而導致債務不斷攀升,而無法調整回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則樹立了一個反例,加重了那種認為西方式民主並不是很有效的擔憂。

《國家衰落之謎》一書花了不少篇幅探討中國的成功,結論是:「中國的增長……只不過是另一種壓榨性政治機制下的增長,它不太可能轉化成經濟的持續發展。」書評則認為,這完全無視如下事實:即中國在近兩代人的時間里保持了兩位數的經濟增速,讓數億人擺脫貧窮,並且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它說,這種無視反映出美國學術界的一個明顯傾向,即喜歡貶低中國的增長,強調美國體制的長期優勢。

書評指出:「這種不假思索地認為美國體制具有優越性的觀點,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美國的問題。我認為,雖然《國家衰落之謎》有力地證明了,長遠來看,政治自由與經濟成功具有明顯的相關性。但是在美國,凡事都扯上自由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一種對憲法的絕對崇拜,這差不多已經變成一種準宗教情結了。」

「準宗教情結」這提法很好。思維一旦宗教化了,就放棄了質疑「上帝」的權力,只按「儀式」行事。結果,美國人無法真正解決他們的政治體制運轉失靈的問題;歐洲無法對歐元發起強硬而必要的質疑。

書評認為中國體制也有嚴重缺陷,包括高壓統治以及具有腐蝕性的腐敗問題。但是中國體制有徹底實用主義的優點。相比之下,美國政治辯論往往過於執著於程序和原則,從而阻礙了問題的解決。

書評最後指出:「國家衰落的原因有很多,但自鳴得意地盲目崇拜功能失調的政治體制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國家如是,城市亦如是──包括「亞洲的國際都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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