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31日 星期二

弦談:兩三地的中樂對話

近日有不少很想寫的題目,卻苦於無暇兼顧,「西方不敗?東方不敗?」的系列還擬多寫一下而暫時擱下了。前一個星期六(二十一日)去聽一場音樂會,過去十天了,也一直抽不出空來寫點東西。

音樂會以「弦談」為名,「弦談」就是音樂的交談了,這是對這場實為「港台音樂對話」的音樂會點題。音樂會是「香港中樂發展基金會」主辦的第一項大型活動,這表明這個成立不久的組識頗有志向,不僅着眼於在香港推廣、發展中樂,而且力圖突破這個蕞爾小島的局限。

說是「港台音樂對話」,音樂會給我的印象,卻是兩岸三地的對話,而從對話中,可以見到三地文化之同與異。擔任演出的,香港是「香港彈撥中樂團」,台灣是「九歌民族管弦樂團」。推薦後者來港獻藝的,則是在音樂會中擔任客席指揮的大陸著名音樂家瞿春泉。他正活躍於台灣,忙於教學,也忙於在台灣不同樂團指揮。

台灣的中樂(國樂)水平近年提升得很快,各地的樂團如雨後春筍出現,很多得到政府的資助。以「九歌」為例,它一九九八年才成立,是桃園縣的團體,後來先後獲得桃園縣文化局、台灣文建會選為「扶植團體」,並進駐中壢藝術館,看來,不是職業樂團,也屬半職業樂團了。從演出看來,它的樂手儘管很年輕,但都造詣不凡,從獨奏到合奏都顯得訓練有素。

給我最深刻印象的,是他們的演奏曲目。他們單獨演出了四首樂曲,都具台灣本土特色。《丟丟銅》改編自宜蘭民謠,《太平洋的風》是作者有感於台灣不斷受到自太平洋吹來的風吹拂而創作的,雙胡琴重奏《桃花過渡》以台灣車鼓戲的音樂改編,《洄瀾音詩》取材自花蓮原住民音樂素材。我在這裡說過,台灣擁有廣袤的農村是台灣人的福氣。這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福氣,更是文化意義上的福氣。

相對之下,香港這方面就有不如了。「香港彈撥樂團」演奏了三首樂曲,《夜歌》以雲南民歌元素創作,《大梵天》以「新派」標榜,兩曲都是香港作曲家的作品,但從題材到音樂元素沒有香港本土味道。《圈舞》則是瞿春泉創作的蒙古族風格音樂。

音樂會之前,剛好與一位搞音樂出版的朋友交談,談到香港在音樂上的色彩、代表性問題,都為香港在這方面的缺失慨嘆。朋友對香港的音樂歷史頗有研究,但被問到要以音樂表現香港可以怎麼做時,就失語了。粵劇嗎?不是香港的本土產物。若把範圍局限到流行曲,會好辦些,可以找出不同年代的代表性作品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都有代表作,尤其是粵語流行曲風行華人地區的年代,「金曲」更多。

由此談到,香港二三十年代歌壇興起,對廣東音樂的發展有過重大貢獻,那時的代表作是否可以作為香港某一側面的音樂形象?

台灣的作曲家創作時,看來有很多素材可以選擇,有來自原住民的,有來自大陸而到了台灣落地生根發展起來的。題材也因為社會更多元化而比香港豐富。香港中樂團曾邀請作曲家以香港十八區為題材創作,我聽過個別作品,實在沒留下什麼印象。

近年到台灣發展的大陸音樂家不少,作曲家到了台灣,似乎大有創作欲望,瞿春泉就不乏這方面的作品。他們既推動了台灣的中樂活動,現在又回過頭來對香港有所推動。「弦談」讓人感受到浪潮從大陸湧出去,又回湧過來的力量。

2012年7月30日 星期一

「淡色中國」優於「中國模式」

中國:淡色的
香港一本教學手冊惹起了很大爭議,我不大明白,弄來了一看,才恍然而悟。

這本教材是中學的通識教育而設的,名為《中國模式》。「中國模式」這個叫法,西方有些人熱捧。傳媒上,也常見到,用得有點濫了,也讓人有點麻木。中國官方則基本不提這四個字,因為知道中國還在摸着石頭過河,從現在到將來都不可能有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中國模式」。拿來手冊一看,才知道這特有所指,是指美國年輕學者喬舒亞.庫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手冊中譯為拉莫)在《北京共識》中提出的「中國模式」。

我有點驚訝。

一是編著者的視角很高。雷默是國際間中國問題研究領域中一名涉獵領域寬廣的新銳學者。他是個對世界充滿好奇的人,當過特技飛行員,保持着兩項美國飛行紀綠。他又當過《時代》周刊的記者、編輯。美國把真主黨列為恐怖主義組織,他卻在黎巴嫩坐着真主黨的車到處走,尋找真主黨的成功秘訣。

他又當過高盛的高級顧問、清華大學教授、基辛格顧問公司的北京辦事處主任和執行董事。他對中國、對世界的認識顯然有別於上一輩,他寫出的《北京共識》、提出的「中國模式」也因而在國際、在中國頗惹起爭議。這是個學術味道很濃的議題,爭議主要在學術層面、政治層面進行。傳媒常常提到的「中國模式」其實只是籠統而言,相信從編輯到讀者都對之不甚了了。

手冊為什麼會借用雷默那樣的高視角?再一看,原來編製者是浸會大學的「當代中國研究所」,是象牙塔裡學者的作品。他們的確比一般市民有見識。

這就讓我有第二個驚訝了,就是香港的小學生吃得消嗎?連日來的「輿情」反映,不但小學生,連他們的老師、家長,還有傳媒,都吃不消。

不過,我倒覺得,香港人很值得借助雷默這位有敏銳觸覺的學者,去認識正在高速發展的世界──不僅是中國。

在雷默看來,世界總是在變化,有些變化是可以察覺的,有些卻不能。他把世界上的事情看作是一個個複雜體系,它們好比一個個沙堆。沙子一粒粒沙子堆起來,開始時,每堆一粒,其他的沙子會自動稍稍調整,讓沙堆穩定下來,慢慢形成一個金字塔形的沙堆。但到了某個臨界點,整個系統就會變得不穩定,最後會有一粒沙子導致整個沙堆難以阻止地坍塌。這會在哪一粒沙子落下時發生?無法預測。金融海嘯的發生是最典型的例子。

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秩序就是這樣的沙堆,每天都會掉下新的沙粒,可能是新的病毒、新的NGO、新的發明創造……「我們正在通過各種方式組織起來,但卻變得越來越不穩定」。現實主義者說:「沒有永恆的朋友,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雷默卻說:「錯,利益也不是永恆的。」他認為,傳統的安全策略無法解決世界面對的新的安全問題。

是以,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年代,要向不可思議的人們學習不可思議的創新。《不可思議的年代》正是他一本新書的題目,而中國是不可思議的國家之一。

對於中國,他提出了一個概念:淡色的中國。他發覺,漢字「淡」字很能代表當前的中國:充滿矛盾現象,有如「水」加「火」,但融為一體。你要認識它,必須全面掌握才行。

我想,認識中國,從「淡色中國」切入比從「中國模式」切入會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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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參考:

2012年7月27日 星期五

坐上「司機位」未必是好事

Baba Shiv:讓你選,蛋糕?水果?
在 TED 網站上聽了一個十分精采的演講,題目是 Sometimes it's good to give up the driver's seat (有時候,不坐上司機位是好事)。講者 Baba Shiv 是美國史丹福大學商學研究生院的教授,專長在神經經濟學 (Neuroeconomics),一門橫跨神經學與行為經濟學的新學科。Baba Shiv 因而是「神經經濟學家」,一個很搞笑的名稱。可能因是之故,美國「搞鬼諾貝爾獎」(Ig Nobel Prize)曾給他頒過獎,表揚他的一項研究:價錢昂貴的假藥比價錢便宜的假藥有效。這研究相信不存在,但嚴肅的學者都樂於參與這個「得啖笑」的頒獎活動,自我調侃一番。

所謂「司機位」,是相對於「乘客位」(passenger’s seat) 而言的。坐上司機位,意味着掌握話事權,控制汽車怎麼走;坐在「乘客位」,就意味着你由別人──一般是你信任的人──去決定你的行程了。按照「傳統智慧」,人應當掌握自己的命運,要爭取為自己作出決定,遇到重大問題時,特別要坐到「司機位」上去。

Baba Shiv 先從家裡一個不愉快的經歷談起。五年前,她 39 歲的太太得了乳癌;為了治療,夫妻兩人開始面對一系列重大的抉擇,一個接一個。這是得病之後最折磨人的事。這使他想到,要坐上「司機位」的傳統智慧是不是值得遵從?他是教人作決定的專家,於是開展了研究。

他把學生分為兩組,他們都要在半小時內做15條據說頗有難度的猜字測驗題。開始前,每個學生得喝一杯茶,提供的茶有兩種,一種可以提神(有咖啡因),一種可以安神,都可能對學生的精神發生即時影響。喝哪種茶有利些?一組學生可以自選,一組學生不可以,要接受隨機分配。

哪一組學生的成績好些?一再進行的實驗顯示,自選飲茶的學生不及隨機分配的。

Baba Shiv 的解釋是,當你作出的決定會有立竿見影、可能是負面而具體的後果時,你會擔心自己的決定是不是作對了,可能因而不斷自怨、後悔,從而使信心下降,影響到工作成果。在上述實驗中,自選飲茶的學生思考難題的時間較短,而交卷的時間較早,也較少能夠盡量利用規定的半小時去解決難題。自選茶的學生平均答對5.8題,隨機配茶的學生答對7.9題,勝負分明。

可能由於生活中能選擇的東西多了,而要作出抉擇的時候也多了,這方面的研究也在增加。以下是另一些例子:

──哥倫比亞大學的 Sheena Iyengar 教授一九九五年做過一個實驗,在一個美食商場設攤賣果醬。先後分兩種形式,有時擺上24個品種,有時只放六個品種。品種多時,人流也大,吸引六成顧客;品種少時,只吸引四成顧客。生意額呢?差異很大。面對24種果醬的顧客難以抉擇,結果只有3%的人光顧。面對六個品種果醬的,可以輕易作出決定,近三分之一人買了自己喜歡的。

──Prego意大利粉公司八十年代初想增加醬汁的品種,一下子弄出45種口味進行市場調查。最後,聽從專家的意見,不要貪多,只增加了一種──extra chunky。公司給消費者只提供「有目標的選擇」而非無限的選擇,結果賺了六億美元。

──Sheena Iyengar 教授也就生與死的抉擇作過研究。在美國,是否拔掉重病嬰兒的生命維持系統,要由父母決定;在法國,這由醫生決定。Iyengar 在兩地採訪這些父母一年後的感受,發覺相對之下,美國的父母受到的負面情緒折磨大得多。但美國的父母仍然強烈堅持,要自己坐上「司機位」。

──另一項大學研究指出,30年來,美國的 GDP 增加了一倍,但人口中自覺「不快樂」者的比例增加了約五個百分點。研究人員對此這樣表述:儘管人們面對的選擇豐富了,可是有一千四百萬美國人說沒有 30 年前的同胞那麼快樂。

回頭再說 Baba Shiv 教授的演講,他最後說,他太太決定,讓醫生坐到「司機位」上去,他們自己坐在「乘客位」上安心做療養的事。五年多了,他太太的病情沒有惡化。

之所以特別介紹這個演講,是感到香港人越來越有跳到「司機位」上去的亢奮──「港人治港」嘛!

我不懂駕駛,也對「司機位」沒有興趣。上館子,我也愛坐「乘客位」:點菜這差事,我總是讓能者居之,我管吃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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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 Shiv 的演講:

2012年7月26日 星期四

歐洲對外擴張的關鍵

歐洲中心論認為,西方純粹是靠自己與生俱來的優越稟賦和特性,創造了現在的成就的。它假定,歐洲靠一種剛性的內在邏輯自主地發展起來,它的崛起是自發的,從一開始就是優越的,是在脫開東方、脫離非西方之下發生的。可是各方面的考察,從科學到飲食,都顯示這假定或印象錯了。歐洲文明,尤其是十六世紀以來的成就,主要靠騎在其他「巨人們的肩膀」上取得。


歐洲人本身難道沒有作出自己的貢獻嗎?當然不是。歐洲人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在塑造自身命運的過程中起着積極的作用。最關鍵一點,是在接受外來文明影響的過程中,逐步建立了歐洲人的獨特身份。人們對西方和東方不同印象在逐漸形成了:西方是「男性的」,「充滿活力」,而東方是「女性的」,「停滯不前」。

歐洲人身份的形成,有個漫長的過程,如果從羅馬帝國滅亡算起,約經歷了千餘年。穿越中世紀黑暗時期,是最大考驗。

羅馬帝國滅亡之後,伊斯蘭興起,勢力橫跨亞洲、非洲、歐洲。中世紀早期,歐洲人在伊斯蘭勢力步步進逼下,處於消極對抗的地位。對抗既是軍事上的對抗,也是精神上、宗教上的對抗,這促成了歐洲基督教國家、基督教世界的建立,也鞏固了歐洲的封建經濟和政治制度,並建立了歐洲人基督教徒的身份。隨着歐洲力量逐漸壯大,這身份不但推動了一次又一次十字軍東征,還導致了「航海大發現」。

「先進的歐洲」的自我心理開始形成,相對之下,美洲、非洲土著不但被視為異教徒,而且是劣等民族。基督教的思想和身份不但把歐洲封建主義的高度不平等社會合理化、合法化,也把對外、對「劣等非選民」民族、對異教徒的殺戮、壓迫、掠奪、奴役合理化、合法化。

至此,歐洲人被想像成優勝者,代表先進文明,歐洲優勝於世界的觀念完全成熟。這為歐洲人提供了自我評判的道德標準,把自己視為文明人,把歐洲(其實只是西歐)以外的人視為野蠻人,並心安理得地奴役、殘殺美洲土著、非洲黑人,掠奪亞洲資源。這是先進文明和野蠻行為的「完美」結合。歐洲自此進入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時代。

這解釋了為什麼歐洲的殖民主義侵略都以傳教士為先頭部隊,解釋了他們為什麼對野蠻的侵略那麼「理直氣壯」,把帝國主義行為視為合乎道德,思毫不覺得羞愧。甚至連明治維新後全面複製歐洲文化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儘管沒有基督徒的身份,對於侵略戰爭也那麼「理所當然」。

《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把這樣的種族主義分為隐性、顯性兩個階段,分界線是一八四零年,就是從鴉片戰爭開始,歐洲人的帝國主義侵略明目張膽地進行了。

薩義德在其《東方主義》一書的再版前言中提出:「我們無需關注人為的文明衝突,而需要關注不同文化間的慢慢融合。這些文化是重疊的、交融的、共存的。」

從歷史來看,是這樣的,從現實來看,何嘗不然?從歷史,可以看到東方化的西方,從現實,可以看到西方化的東方。

(西方不敗?東方不敗?,十之七)

2012年7月25日 星期三

從一張餐單看歐洲文明

上星期六下午到沙田去,趁着有半個小時空檔,走進了沙田的公共圖書館,既為打發時光,也為了躲避那天打風前的悶熱天氣。無意中,在圖書館借了本非常有意思的小書《文明與野蠻》(Are We Civilized? ---Human Culture in Perspective),作者是美國加洲大學人類學教授羅伯特.路威(Robert Lowie)。書中以很有趣的材料和筆觸指出,文明與野蠻的分野常常不如我們想像的大,而今天的西方文明其實源自不久前的「蠻方」──其實是比西方更先進的地方。

這書吸引我的,第一是內容,第二是譯者──呂叔湘。呂叔湘是中國著名的語文學家,我讀過他一些書,很受教益,但不知他也做翻譯工作,而且是人類學方面的。細看才知道,這是七八十年前的作品了。原著一九二九年出版,呂叔湘一九三一年從周作人的隨筆裡知道有這本書,並到上海找來了,一年後譯了出來。我一看是呂叔湘的譯筆,就想看看這位大師是怎樣翻譯的。

這書雖然是關於人類學的,但一點不枯燥,相反是妙趣橫生,寫的盡是世界各地不同種族的生活、文化中不可思議的趣事,從衣食住行,到說話、彈琴、寫字,目的是破除「文明人」的自大狂。對於自命為天之驕子的白種人,特別是他們裡頭的種族主義者,抨擊更是不遺餘力。例如它指出,印第安人兩性的胡渾當然比維多利亞時代歐洲中產階級家庭裡頭的多些,可是倘若加上歐洲鄉間風俗和城中的賣淫,那麼印第安人或許還要顯得規矩些。

「飲食」一章中列出了一張餐單:
蕃茄湯
煎牛肉配馬鈴薯(土豆)
四季豆
什錦麵包(小麥、玉米、裸麥)
凉拌波羅蜜
白米布丁
咖啡、茶、可可、牛奶

這張幾十年前的餐單,與今天日常見到的,沒有多大分別。年紀稍大的朋友,可能還記得第一次光顧西餐廳、看到這菜單時的興奮心情吧?很多人會以為,西方人從來就是吃這個的,這是西方文明的傳統。

《文明與野蠻》卻指出,這菜單與歐洲人初民的一餐相去甚遠。在哥倫布出世之前,馬德里、巴黎的大廚師也沒見過蕃茄、四季豆、馬鈴薯、玉米、波羅蜜,這些全部是從美洲來的。白米的老家該是印度。

書中再談到那些飲料說,一五零零年之時,歐洲沒有一個人知道什麼叫可可,什麼叫茶,什麼叫咖啡。這些新奇的飲料後來從新大陸、從中國傳來了,不但身價高昂得可怕,而且附帶着很多功能奇特的傳聞,一般人難以企及。有說孕婦喝多了可可生下黑碳似的孩子,有人說可可能治花柳病。歐洲人是一五六零年左右才聽到茶的名字的,英國人到一六五零年才開始喝茶,只有上流社會喝得起。茶的作用,被說得神乎其神,能治痛風、風濕、疝氣、羊癎風……等等。咖啡到一六四四年才傳到馬賽,最初也當藥,據說可把胖子變瘦,瘦子變肥……。

除去以上的食品,餐桌上只剩牛肉、小麥、裸麥、牛奶了。其中,裸麥是耶穌出世後才傳到歐洲的。其餘的算是很早就有了,但也不是歐洲的土產,都源於中東,五穀是那兒先種的,牛是那兒先養的,牛奶是那兒先取的。

或者是這菜單選得不對吧?不吃牛肉,吃雞或火雞,飲料改為紅酒、啤酒如何?可是,家雞最初是在緬甸馴養的,火雞則來自美洲。在西歐洲人夢都沒想到種葡萄的時候,埃及人在公元三千年前已在釀葡萄酒了。啤酒是大麥釀的,是埃及的國粹。

於是,坐到餐桌上論到眼前食物的起源,西歐可能一樣也算不上。

(西方不敗?東方不敗?,十之六)

2012年7月24日 星期二

對彌敦道老榕樹倒下不必震驚

港島卜公花園一棵給修剪了氣根的榕樹。這是幾年前
攝的,不知現在命運如何了。
一早起來,才知道香港半夜裡掛起了十號風球。這次風暴的吹襲有些突然,查找了才知道,吹襲的韋森特竟然屬於強颱風,最高風速逹時速155公里,怪不得昨夜裡一直風聲颼颼。

星期六那天,風暴還只列為熱帶低氣壓,連名字都沒有。想不到到今天醒來就變成強颱風了,真是風雲變幻。它原來在幾十個小時裡已經歷了由熱帶風暴、強烈熱帶風暴,到颱風、強颱風的升級,而且移動路徑也在昨天凌晨突然從向西轉向北,一度向着香港吹來,之後又轉向西北。十號風球就是它升級為強颱風不久之後掛起的。

十號風球是半夜掛起的,持續不到三小時。如果在白天,一定讓不少沒有和強颱風打過照面的人興奮。畢竟,上一次掛十號風球,已是一九九九年的事了。

於是,香港又吹倒了很多樹,其中有多少是榕樹?之所以想到榕樹,是因為彌敦道上星期剛有一棵百年榕樹倒下了,還傷了人。據說,這是老榕變成病榕之故。附近還有多棵情況相似的老榕樹,它們的命運如何,令人擔憂。

聽到樹倒人傷的消息,有點震驚,既為人,也為樹。從海防道到柯士甸道的那一段彌敦道,是香港一個難得的地標。這不是來自這早晚熙攘的路段多麼繁華,而是它的繁華不失自然美態──美態來自那些沿路的老榕樹。

榕樹是華南最常見的本土樹種之一,不論你是在華南的鄉村還是城市長大,都一定熟悉它,對它有親切感。這主要是因為它樹冠茂密而廣大,既遮陽又擋雨。在燠熱天氣中走到大榕樹歇一歇,真有到了家的舒泰、愜意。

我曾經有過不滿:香港為什麼不多種榕樹作路樹?它是本土樹種,粗生,最適應本土氣候環境。後來才明白,這有點一廂情願。隨着本港道路、屋宇、人口擴展,香港的榕樹的生存空間正面臨威脅,彌敦道的榕樹就是這樣倒下的。榕樹需要較大的生長空間,很難容於香港的的街道,能在公園裡生存就不錯了。

這是早幾年下亞厘畢道發生車禍的新聞照片,可以
清楚看到老榕樹枝幹伸到馬路上,而氣根被剪掉。
上星期有一天沿着下亞厘畢道往東走向花園道,看到兩條馬路交界處那棵可能也有百齡的大榕樹,心裡有個很不祥的感覺。它一截很粗的枝幹橫向跨過馬路,讓人擔心它會向下亞厘畢道東行線倒下,即壓向政府合署的西座去。在正常情況下,榕樹的氣根會垂到地面,長成支柱幹,支撐着榕樹巨大的樹冠擴展。這是榕樹的特性,就是可以獨樹成林。它的氣根、支柱根、樹幹會縱櫎交織,顯示粗獷的生命力。遊覽過柬埔寨的吳哥窟,一定會對榕樹所代表的叢林力量留下深刻印象

可是,香港的路面容不得這樣的生命放肆,伸向路面的氣根要剪除,以防霸佔行人路或馬路路面,主幹根的生長也要限制,榕樹的樹冠卻繼續在空中爭取陽光雨露。無法發展出支柱根的榕樹頭會重腳輕,樹倒傷人是遲早的事。

美國日前又發生了幾十死傷的槍擊案,總統奧巴馬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都說「震驚」(shocking)。美國有評論說,這樣的事情一再發生,已談不上「震驚」了;在美國目前的槍械管制狀況下,這該是「不可避免」(inevitable)的。

這觀點也可以套用在彌敦道路旁的百年榕樹命運上:對它們的倒下不必震驚,因為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你容許它們擴展地盤。

2012年7月23日 星期一

小心:別讓世界地圖愚弄了

墨卡托世界地圖
歐洲中心主義儘管存在,卻不易捉摸,有人即使有這樣的頑固思想,也大可以否認,反正這東西無色無形,你捉摸不到。

那麼,看看這地圖。

對這樣的世界地圖,大家都很熟悉,它到今天仍高高掛在學校、辦公室以至航空公司的牆上。我自己,自從對地圖投影法有了些粗淺認識之後,就買了個小小的地球儀,以防受到被扭曲了的平面地圖誤導。

這裡見到的,可稱為經典的投影地圖,是以荷蘭地理學家墨卡托(Mercator)一五六九年發明的投影法繪製的。西方(歐洲)的自大,通過這樣的世界地圖表露無遺,深刻地烙印到人們的腦海之中。

你看到,北半球在地圖中佔了三分之二,一般把歐洲或北美洲放在中央。北半球陸地約比南半球多一倍(《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在這一點上把事實南北弄反了,英文原版〔 P.5〕如是,中文翻譯版〔山東畫報出版社譯本第六頁〕照錯),在以描繪陸地為主的地圖上,北半球佔主要地位也屬自然。可是你看到歐洲、北美洲的面積不成比例地被誇大了。瑞典、挪威所在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印度一樣大小,實際上,它只及印度的1/3。英國看來比泰國還大,實際面積卻還不及泰國一半。你更看到,格陵蘭島(地圖中上方綠色的地方)幾乎是中國的兩倍大小,而實際上它只有中國面積的1/4左右。《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一書把這樣的歪曲稱為「歐洲種族主義特權現象」。

地球是個球體,球面一旦變為平面,必然會造成扭曲,特別是接近兩極地區。幾百年來,為減少這樣的扭曲,地圖學家發明了不同的投影法,例如一九七四年發明的的彼得斯-高爾投影法(the Peters-Gall projection),試圖把世界各國按照它們的實際地表面積展示出來。可以想像,相對於墨卡托地圖,南半球國家會「擴大」,而歐洲則大大「縮小」。這擺脫了墨卡托地圖上隱含的歐洲中心論的扭曲,可是在歐洲掀起了政治風暴。如論者言:「西方人堅持一種令他們如此自命不凡的世界投影圖(墨卡托),是可以理解的。」

很多人抱着這種「可以理解」的心態,對這樣的地圖習以為常,也對被歪曲了的地理概念習以為常,以至不知有誤。不相信嗎?打開谷歌地圖Google Map看看──難以相信吧?世界地圖竟然還是十六世紀的墨卡托地圖!

類似的錯誤概念不少,譬如,提到基督教──西方文化的精神支柱,人們會想到歐洲,潜意識裡把歐洲當作基督教的起源地,卻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就是基督教其實起源於中東,它是後來才被西方化了、歐洲化了的。

即使睿智如馬克思,也難免受到歐洲中心論的影響。他說到,中國是一種「陳腐的准文明……生活單調乏味」;因此,中國要得到發展、解放或拯救的唯一希望,在於鴉片戰爭和英國資本主義的侵入,打開中國國門,注入資本主義世界貿易的活力。《共產黨宣言》因而寫道:西方資產階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來了」。這文明就是歐洲文明。

「對於馬克思來說,西方資產階級是全球資產階級的『選民』,西方無產階級更是人類的『選民』;西方是歷史發展的成功的承載者,而東方是消極的接受者。」

《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指出:「事實上,從公元五零零年開始,東方和西方就已經通過一個統一的全球網絡聯結在一起,我們需要擯棄那種將東西方兩個實體視為完全分離和對立的歐洲中心論假說。」

(西方不敗?東方不敗?,十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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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
https://maps.google.com.hk/?hl=zh-TW

2012年7月20日 星期五

世界文明發展的四百米接力

《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
《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一書認為:在公元五零零年至一八零零年之間,東方比西方先進,對促進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作者約翰.霍布森試圖以「東方化的西方」來代替人們普遍存在的「自主和純粹的西方」的概念。

「東方化的西方」主要是在知識和文化通過全球化傳播、吸收以至掠奪下形成的。

首先,東方在公元五零零年後取得了重大經濟發展;其次,東方積極創造並維持着全球經濟;第三,東方通過開創並向歐洲傳播了許多先進的「資源組合」(resource portfolios),東方的思想、制度和技術被西方吸收,對西方的崛起做了積極和重要的貢獻;最後是掠奪,一四九二──也就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西方帝國主義導致歐洲人奪取了東方各種經濟資源。

霍布森展示了東方的資源組合如何在歐洲每個重要的轉折中發揮了重要影響:導致公元六零零年後歐洲中世紀農業革命能夠發生的大多數重要技術來自東方;公元一零零零年之後,促使西方商業、生產、金融、軍事和航海革命以至文復興和科技革命的主要技術思想和制度,首先在東方形成和發展,然後才被歐洲所吸收;一七零零年後,刺激英國農業和工業革命的主要技術和科技思想都是從中國傳播去的;中國的思想還幫助推動了歐洲的啟蒙運動。

書中說:「東方化西方崛起的歷史不能和歐洲社會結構的內在性相聯繫。直到約一八零零年,全球的主導力量毫無疑問存在於東方的不同地區。在大約公元五零零年至一零零零年,全球的主導力量在中東。到一一零零年時開始向東轉移,中國成了全球集約型經濟的主導力量,到十五世紀時成了全球粗放型經濟的主導力量。約公元一五零零年後,當歐洲開始實行帝國主義,並且同時加強他們與東方的聯繫時,全球的主導力量開始逐漸向西轉移。」

《西方中的東方》
「但是,英國僅僅到進入工業化時才成為集約型和粗放型經濟的主導力量。不幸的是,我們不知道如果沒有西方的帝國主義,東方最終能否實現代的工業化。因為西方的經濟抑制戰略抑制了諸多東方經濟體的增長潛力。」

「在我所參考的歷史記載表明,在過數千年的大多數時期,東方才是世界發展的主要推動者……西方大國只是由於一種歐洲中心的觀點才似乎成了優勢的一方……。」「如果沒有更先進的東方在公元五零零年至一八零零年期間的幫助,西方無論如何難以率先進入現代化。」

霍布森把文明的發展比譬為四百米接力賽:「事實上如果沒有東方在計時開始時已經跑完了前三棒,英國將不大可能首先穿越終點線。」

他引述英國社會人類學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西方中的東方》(The East in the West) 一書的話指出:「近代化是一連續不斷的過程,而地區發展則是跳躍式進行的。沒有一個國家被賦予永恆獨特的(發明創造)特徵,從而使他們能夠獨自發明或採用諸如農業(或工業)革命那樣的重大技術變革。」

(西方不敗?東方不敗?,十之四)

2012年7月19日 星期四

歐洲該對穆斯林感恩

多哈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貝聿銘的設計,融合不同文化
全球化的步伐一波比一波快。第一波,時間以萬年、十萬年計;第二波,以千年計;到第三波,就以百年計了,這是指由公元約五零零年起到約一八零零年止的一千餘年。

在中國,這個階段約自南北朝起,至清朝乾隆去世後的嘉慶年間,期間波闌起伏,跌宕連綿。魏晉南北朝之後,中國有過隋唐之盛,又有過五代十國之低迴,然後有宋代繁華之興起;到元朝劇變之後,復有明朝之建樹;清朝取而代之,亦曾有過康雍乾之輝煌。中國這個階段的成就,包括各方面發明創造,通過陸續建立起來的陸海交通渠道,大量向西傳播到中東和歐洲去。

在中東地區,伊斯蘭文明興起。公元七世紀,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創立,揭開了阿拉伯歷史的新篇章。嗣後約一千年裡,伊斯蘭風暴席捲西亞、北非、中亞、西南歐。這時期的歐洲,經受了中世紀黑暗時期的煎熬、文藝復興,再迎來啟蒙時期的洗禮,到了十六世紀,才以崛起的姿態,走向世界。

對於這個時期阿拉伯人和歐洲人對世界文明作出的貢獻,恩格斯曾這樣比較:「阿拉伯人留下十進位制、代數學的發端、現代的數字和煉金術;基督教的中世紀什麼也沒留下。」

這一千多年間,東方對歐洲文明影響之深遠、之巨大,難以估量。而對此,世人仿佛茫然,好像沒有發生過。英國學者 John M. Hobson 針對這種失憶和無知寫了《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一書,以大量事實指證了「認為西方純粹是靠自己與生俱來的優越稟賦和特性,創造了現在的成就」的謬誤。書中泛舉了各方面的例證,從數學、科技、天文、航海、印刷、軍事到哲學等等。

書中指出:「雖然中國在十一世紀時似乎經歷了文藝復興,但穆斯林的開創性貢獻對於歐洲的知識財富來說更為關鍵。」在中世紀,伊斯蘭文明進行了「百年翻譯運動」,大量翻譯希臘文獻,把希臘古代典籍完整保存下來,並進行了批判繼承。加上對波斯、印度、中國文化的吸收,穆斯林創造了新的知識體系,巴格達處成了當時的全球經濟中心。至公元一零零零年後,歐洲人越來越多地把伊斯蘭的科學成就翻譯為拉丁文,為後來的歐洲文藝復興提供了指路明燈。

伊斯蘭教對歐洲的影響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它提出了人是自由和理性的代表的思想,而這後來成為現代歐洲思想的主題之一。它涉及人的獨立判斷,認為「科學探究只有打破宗教教條才能實現,並且只有基於合理的根據才能證明上帝的存在」。這些思想與那些激勵馬丁路德和新教宗教改革的思想極為相似。歐洲文藝復興之後,歐洲思想家能夠越過神權統治的禁錮,邁向個人主義和科學革命,與伊斯蘭文化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美國前總統尼克遜因而在《只爭朝夕》(Seize the Moment)一書中指出:「當歐洲還處於中世紀的蒙昧狀態的時候,伊斯蘭文明正經歷着它的黃金時代……幾乎所有領域裡的關鍵性進展都是穆斯林在這個時期裡取得的……當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偉人們把知識的邊界往前開拓的時候,他們能眼光看得還遠,是因為他們站在穆斯林世界巨人們的肩膀上。」

然而,隨着西方文明興起並向全世界擴張,人們對歷史失憶了,出現了歐洲中心論。這至今左右着很多人的思想。

(西方不敗?東方不敗?,十之三)

2012年7月18日 星期三

假消息:希拉莉預測中國世上最窮

本來想繼續就東西方文化的相互影響寫下去,但打開郵箱讀到一位朋友轉發來的網上流傳文字,忍不住岔開一筆。朋友發來傳聞的題目很聳人聽聞:「20 年後中國將成全球最窮的國家!?Hilary Clinton's speech at Harvard U.」這據說是美國國務卿希拉「近期」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發表的偉論。

我即時打起問號:這樣的預測可以相信嗎?希拉作為美國政府掌管外交的要員有可能公開發表這樣針對中國的言論嗎?

我不相信,認為這是別有用心的人在網上又一個弄虛作假的消息,就像幾年前網上流傳的「美國蘭德公司預測:10年後中國將成世上最窮國家」一樣。

這兩個虛假傳聞的題目如出一轍,蘭德公司那時預測中國十年後成世上最窮國家,希拉利現在則把中國的「世界最窮」設定期推遲了十年。如此看來,中國人可以有些「安慰」,中國幾年間取得了些許進步,居然把「世界最窮」的命運延遲了整整十年。

問題是,這根本是個以偽命題炮製的假消息。

到網上貼上以上中文題目一搜尋,馬上見到各地網民爭相轉貼的盛況。似乎,不假思索就把看來「有料到」的消息散發出去,已成為網上習尚。也有一兩人存疑,還有人煞有介事地就希拉莉提出的六點根據逐一反駁。更多人就此帶着憂患意識呼籲國人警惕、反思。

憂患意識是需要的,個人如是,民族如是,國家如是。但不必被子虛烏有的假消息驚嚇至憂心忡忡。

可是,你用英文去搜尋,就落空了,在Google 根本找不到希拉莉利到哈佛大學發表過演講的相關消息,不論是「近期」還是「早期」。這樣「惹火」的言論是傳媒最好炒作的新聞,怎麼會被輕輕放過了?

顯然,這是「熱心的」中國人自己捏造出來的東西。目的是什麼,難以理解,也不值得去猜測。但為什麼有那麼多人熱衷於轉發這樣的消息卻值得反思。

早幾年,「蘭德公司預測」的瘋傳可能更熱鬧些。轉發者,除了極少數幸災樂禍者外,絕大部分人想都出於擔憂之故,出於「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良知,那怕做不了什麼,也敲敲警鐘,提個醒。

在美國,有華人指出,傳播者往往有着濃厚的難民心態,自稱是「愛國者」而缺乏最基本的分辨能力;已移民美國而對美國事情不聞不問,但對中國事情,哪怕是謠言也熱衷傳播。難民心態是造成華人在美國地位低下的一個原因之一。

在大陸的傳播者則可能有難胞心態,也缺乏最基本的分辨能力,而總覺得被外國人瞧不起、被欺負,一旦發覺被瞧不起、被欺負了就悲情與怒火交集,而且要喚醒同胞,同禦外侮。

兩者都不自覺地扮演着弱者的角色,而把多少年來欺負我同胞的外國勢力視為強者。要喚起悲情,其實就意味着我鬥不過你,但可以用悲情尋求發洩,在同胞們悲情的共同升華中尋找安慰,釋放情緒。

這都不必要。把自己放在與人平等的位置上去公平競爭好了。二十年後,中國必不會最窮,興許還會是最強,而中國人,平均有中等國家的富裕就很不錯──現在,還排在接近一百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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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重溫:中國十年後世上最窮之「預測」

2012年7月17日 星期二

全球化,一波又一波

全球化是近年才出現的詞彙,這給人一個印象,以為全球化也是近年才發生的。可是,回顧歷史(包括史前和有史以來)可以知道,人類的歷史就是全球化的歷史。人類文明其實是在不同地區文化向全球傳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

據人類學家的考古研究,最早的直立人出現在非洲。從那裡,這些現代人的祖先約六萬年前向北、向東走,走過歐亞大陸,再通過冰河時期的大陸橋,走到美洲,由北到南,一直走到南美洲末端。人又從仍未被海洋淹蓋的陸地,走到了澳大利亞。後來到了太平洋各個小島的人,在孤立的環境中失去了與其他文化交流學習的機會,進步艱難,始終生存在相對十分原始的狀態。這從反面證明,文明的發展不可以沒有交流。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一書對此有非常精采的論述。

這是最早的一波全球化,也是歷時最長的。

相對之下,居住在歐亞大陸的人最幸運。人類學家認為,人是在相對較晚時期才遷徙到現在的歐洲去的。整個歐亞大陸從東到西地域廣袤,不同地方的人類群落,大抵都是從約一萬年前,即是寒冷的氷川期消退,氣溫上升,生存環境好轉之後,迅速繁衍起來的。不同的文化、文明也開始繁榮起來。

最早出現的是古巴比侖文明,接着有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國文明,之後又有古希臘文明。這些古文明的發展歷程、發生時間和成熟期上有差異,但在幾千年的歷程中,存在不少現在看來不可思議的交流。香港學者饒宗頤多年來的一個研究方向,就是這些不同文明之間的遠古文化交流和相互影響。

例如他指出,三星堆時代的巴蜀人不但與中原有密切聯繫,與南亞的印度、中東的巴比侖也有交往,以致巴比侖極其誇張的神話滲入到了巴蜀人文化之中,才有了李白《蜀道難》中「爾來四萬八千歲」的奇麗詩句。

「卐」或「卍」符號在整個歐亞大陸不同文化、宗教中的不同採用,也證實了不同文化早就穿越看來非常遙遠的距離,作接力式的交流。這樣的交往、交流,現在看來難以想像,也可能與氣候、地理環境自此發生了巨大變化有關。那時,現時歐亞之間的廣大地區,應當「宜居」得多,不然不會有那麼多人聚居,並產生那麼繁榮的文明。

相對之下,歐洲的發展後發了很多年。古希臘文明約從公元前八百年才開始,持續了650年,然後被羅馬帝國滅亡。雅典和羅馬同被視為西方文明的搖籃。這個時期也被視為西方文明的濫觴。英國金融歷史國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文明》(Civilization)一書中,把這稱為西方文明的第一個版本──西方文明1.0。這個文明的地域其實大異於我們現時概念中的西方,它在「所謂的『新月沃地』(從尼羅河谷地一直延伸到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交匯處)誕生,在雅典民主政治和羅馬帝國時達到鼎盛」。真是「三十年河,三十年河西」,今日伊拉克兩河交匯之地,曾經是西方,曾經是東方,現在則是中東。而之後,西方文明1.0便式微並沒落了。

幾大古文明先後興起而至式微(只有中國文明持續至今)的時期,可說是全球化的第二波,持續了幾千年。每個古文明都有自己的特點、個性,也都包含自覺或不自覺地從其他文明中汲取的養分,那怕養分的源頭已杳不可尋。

而即使到了第三波的全球化,過去不過幾百年至千餘年之後,養分的源頭很多也為人忘卻了。東方的?西方的?常常鬧不清。

(西方不敗?東方不敗?,十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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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6日 星期一

「西強東弱」下的西與東

希臘文明──西方文化的搖籃,也是普世文明的搖籃嗎?
前個星期六(七月七日),去聽了一個弘揚「亞洲精神,東方價值」的論壇。這是仍在籌辦的「亞太第一」電視台舉辦的。這個電視台以香港為總部,志在立足亞洲、覆蓋亞太,是以有以上論壇舉行。據知,論壇還會到新加坡、台灣、北京舉行。到十一月開台,香港還會舉行更大型的論壇,廣邀各地有識之士到來參加。

這個系列論壇的第一場與香港理工大學合辦,五位講者中有四位來自學術界,一位是特區政府前局長,於是所論不僅有學術理論上的探討,也有實踐上體驗與觀察。

論壇的主題是「亞洲精神,東方價值」,這是顯性主題;隐性主題則是「歐()()精神,西方價值」。每位講者都兩面兼顧,或指西言東,或指東言西。這反映了一個事實,就是東方價值與西方價值在當今世界中並存,可能是作為對立的他者而存在,可能作為補充的他者而存在。不管你是站在西方的視角來看東方,還是站在東方的視角來看東方,你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對方的價值觀。

事實的另一面則是,如論壇主辦單位指出的,「西強東弱」仍是今天世界的主軸。在這主軸下,西方無論政治經濟都處於強勢,仍然主導世界話語權;西方主流輿論,往往單以西方人文價值觀念作普世標準,判斷正誤,決定取捨;以致東方的價值沒有獲得足夠的認識與尊重。

這不僅是歐美的普遍現實,即使在亞洲、東方,同樣如是。譬如在香港,人們就習慣了以西方的一套作為事物的判斷標準,甚至視之為普世標準。

不過到了近年,特別是進入了二十一世紀,而華爾街馬上就爆發了「金融海嘯」、災難繼而蔓延至歐洲之後,世人的眼光開始慢慢隨着環球經濟重心逐漸向東方轉移,投向亞洲,投向東方。這不但發生在經濟領域,也發生在學術領域;不但發生在焦點所在的東方,也發生在感受到威脅的西方。

無可否認,當今的世界仍是西方文明主導的世界。從西方文明以帝國主義形式向東方擴張以來,這已持續了起碼二百年。這是西方文明節節勝利,東方文明步步敗退的二百年。二百年,經歷了幾多代人口的更替與傳承?它足夠把一個地方的人的思想模式完全替換,把東方的變為西方的,把原來的「普世」意識──如果有的話──完全改變過來,把人自出生就接受的價值觀看作是天經地義。

慢慢,形成了固定的觀念:西方文化代表進步、科學、理性、優越、創造……;而東方文化則代表落後、愚昧、反理性、腐敗、專制、停滯……。這樣的東西分野始於什麼時候?很多人說不清楚,但可能有個模糊的印象,始於很久很久以前,從希臘文明開始,那是西方文化的源頭,民主也在那個時候就開始了。

這是為西方中心論,或歐洲中心論。並不是只有歐洲人、西方人才有這樣的思想,在全球化而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化的世界中,亞洲人、東方人也普遍這麼看,或者模糊地這麼感覺。

這種糊塗的認識,與對全球化的糊塗認識有莫大關係。

(西方不敗?東方不敗?,十之一)

2012年7月13日 星期五

關於李旺陽案報告的疑點

對於李旺陽一案,本來不打算再寫些什麼。但在湖南方面公布了有關的死因調查報告,而又有讀者留言之下,也就說點常理角度的看法。

日前有讀者留言說;「聽專家說法李旺陽自殺可能性很大,你相信嗎?」言中的專家是指香港的退休法醫官蒙海強。

不過據我聽蒙海強的分析後得到印象,他並不傾向於「自殺可能性很大」,而只是冷靜地指出了一般人、外行人(layman)看不到的自殺可能性。他給我的最大啟發是,即使有懷疑,仍要客觀、開放,信服科學證據,不要先入為主。

以上留言接着說:「假如李旺陽真的自殺,地方當局至今為何還不公佈令人可信的資料,早些釋疑,何必食那麽多的死猫。」事實是,你一旦選擇了「你講大話」的立場,可能無所謂「令人可信的資料」。《明報》今日提出了「四大疑點」,有讀者就其中最大的疑點在這裡作了留言,就是驗屍發現「頸第四節椎體橫向骨折伴出血」的問題。

據報告,中山大學法醫鑑定中心的《司法鑑定意見書》指出,屍體「頸第四椎體橫向骨折伴出血符合縊頸過程中頭頸部過度後仰及上下引力作用所致(年長及骨質疏鬆也是參與因素)。」

香港大學法醫科副教授馬宣立則認為,只有行刑式吊頸,即腳部吊上沙包加重才可以造成頸骨折斷。可是蒙海強認為,李旺陽也可能因為年老或長期營養不良而骨質疏鬆,因而不能抹殺頸骨折斷的可能性。

不知道兩位專家是否仔細閱讀過那一萬多字的報告全文。我讀了,發現兩位專家可能忽略了一個問題。報告就李旺陽的病歷花了好幾百字,最主要內容,李從一九九零年起就患上「甲狀腺功能亢進症」,即大頸泡。這從他的眼睛、頸部都可以看出病徵。我從醫學資料中看到,這病的一個影響,是骨骼脫鈣以致骨質疏鬆,,尿鈣增多,但血鈣一般正常。這讓蒙海強的觀點得到支持。李長期患上「甲亢」會不會是導致頸椎骨折的原因?可惜報告沒有交代死者骨質疏鬆的程度。

從照片可以看到,死者是從右邊吊起的,頸向左歪。這又會不會造成橫向骨折?報告沒有說明頸椎是向左還是向右橫向折斷的。

《明報》提出的另外三個疑點都算不上什麼疑點。一是「為何護士會說(李)在『做運動』?專家是否認為護士可信?」「做運動」分明是那護士半夜三更被叫去時,向李的病友敷衍塞責時胡亂說的,專家當然不會相信,報告也沒顯示相信了。二是「失明人士能打()?」李是後來才失明的,而任何人只要閉上眼看自己能不能打繩結就可以對這疑問有答案了。三是李之妹李旺玲的簽名前後不同,這是針對李旺玲夫婦一個宣告事情已處理完畢,不願與外界接觸的聲明上的簽名。從報紙上的複製件一眼就可以看得出,聲明與兩人的簽名都是一個人的筆跡,看來是李旺玲的丈夫趙寶珠寫出,再加上兩人名字而成的。李旺玲的簽名與此前一個文件上的完全不同,根本稱不上冒簽,而只是代簽。從犯罪心理學角度看,冒簽定要力求與原簽名一樣,不會另外簽一個式樣完全不同的,讓人一看就「穿崩」。而且,這根本不是什麼法律文件,根本不值得「冒簽」。

憑常理分析,假冒簽名「強行通過驗屍報告」之說很荒謬。家屬若要簽字最多只是表示收到了報告,不存在通過不通過的問題。這樣的一個技術報告,怎會要得到家屬滿意才能通過?家屬不接受報告的結論,最多只能打官司。

從同樣角度看,頸骨折斷也正好證明報告可信。如果有意造假,不提頸骨折斷算了,何必畫蛇添足?

今日《東方日報》上有另一報道值得注意,報道說李曾兩度半夜在獄中自殺。一次在二○○八年十二月一日凌晨二時半,洗澡時用兩條預備好的床單條和塑膠櫈,在澡堂南側的窗戶自縊。李獲救後說:「眼睛看不見,耳朵愈來愈不行了,身體又不好,活着沒意思,死了算了。」另一次在二○一○年八月七日凌晨三時許,在高底床下鋪用鞋帶在上鋪的橫梁上自縊,也獲救了。

李被發現死亡,據報告的推斷,死亡時間在當日凌晨一時至三時。

人的認知往往有盲點,一旦選定一個結論,那就只會看到與之相符的東西,其餘都會視而不見。對這樣的人,「令人可信的資料」可能根本不存在。

2012年7月12日 星期四

粵語滬語理應受「刻意保護」

在報道中看到,大陸有「文化學者」發表這麼個觀點:對於方言,「我們既不要刻意的保護它,也不要非得壓制它」。從現實情況看來,這恐怕不對,方言──包括廣東話、上海話等──已到了非刻意保護不可的時候了。

二零零八年,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展開了一項從來沒有過的工程:「中國語言資源有聲數據庫建設」工作。這是中國第一個保地方方言有聲資料的資料庫。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為了保護地方方言而設的,但在客觀上起着這樣的作用。事實上,一些方言,特別是大城市的方言如廣州話、上海話,已面對式微的危機,如果不採取措施,很可能幾代人之後,就要靠以上資料庫來勾沉這些方言了。

在上海,這樣的危機感有加強之勢,有不少有心人正在採取切實行動為上海話救亡。例如,下個月,上海將推出第一部教小學生說上海話的書籍《小學生學說上海話》,是由著名滬語專家、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錢乃榮編寫的。

上海話可能在上海消失已不是危言聳聽。上海電台一個節目的主持人曾經斷言:「上海人說上海話是一種陋習。」既是「陋習」,就要戒除。上海社會科學院的調查報告顯示,即使上海出生的中小學生,約四成完全聽不懂也不會說上海話。可以想像,他們將來組成的家庭不會再有說上海話的「陋習」。

在普通話的成功推行下,普通話已成為大陸所有學校的教學語言。所有學生在學校都學普通話、說普通話,是他們的第一語言。廣州一些學校還對廣州話下禁令。以前,在方言區,即使教學用普通話,學生之間課餘仍說方言。到現在,在廣州和上海,學生之間都趨向說普通話了,甚至回家也跟父母說普通話。母語於是很可能隨着母親而老去、逝去。

語言現象的背後,是經濟問題。普通話成功「侵佔」方言區,是市場經濟發展對加強溝通的客觀需要。這尤如英語借全球化而推廣到全世界,成為Globlish

據廣州報章報道,在廣州近年發展起來的天河中央商業區,主要的交談語言是普通話。那裡與深圳或其他城市的新城區沒有什麼分別,幾乎找不到嶺南文化的痕跡。廣州的的士司機八成多是外來的,不懂廣州話。廣州話已淪為一般社區內茶餘飯後的溝通語言。可是即使是一般屋苑社區,也在被普通話「侵」。《廣州日報》記者曾在廣州老城區隨機採訪30名市民(包括17名男女上班族和15名老人、學生),發現除了九名廣州本土人或本省人外,其餘市民日常都講普通話,很少說廣州話。

從廣州和上海的現象可以想見,全國有更多方言在走向衰微,特別是在大城市。

在上海,重振上海話似乎已造出聲勢。有報道說,為使外來人員真正融入上海、了解海派文化,上海話培訓班將在全市鋪開。例如外來人員佔近半的上海社會科學院就開了班,有意讓上海話成為社科院的流行語。

廣州兩年前有過「撐粵語」運動,現在不知如何了。只看到有報道說,廣州一家小學「首創」每星期五為「廣州話日」,掃「粵語盲」,下課時間一律要講廣州話。可喜?可悲?

在社會上,弱勢社群會得到保護,這是大家都接受的做法,是公平、公義的體現。語言上也有弱勢語言,這在全世界目前六千多種語言中佔了絕大多數。它們在人類文化遺產的傳承上肩負着非常重大的責任,理應受到保護──而且是「刻意的保護」。否則,在強勢語言的擠壓下,弱語言的式微以至消失難以避免。這樣的事情一直在發生着。

2012年7月11日 星期三

提防「公義」變「公審」

美國的搜巫──公審
一位從美國回來香港打工的美藉華裔朋友在聊天中,對香港新政府上台前後的混亂情況大為概嘆,不斷問「點解會咁架?(為什麼會這樣的?)朋友從被很多視為「民主典範」的國度回來,看着香港跌跌撞撞地走向民主,有自己的看法。

朋友很小就隨家人從香港移民美國,廣東話說得流利,經過努力,中文也可以讀,要寫就不行了,每個方塊字在她眼中都像幅圖畫。她嫁了個也移民到了彼邦的香港人,丈夫卻始終不適應那邊的生活(抱怨到拉斯維加斯花幾十美元都吃不到好的雲吞麵),夫妻倆於是回到香港發展。朋友的發展很不錯,做公關推廣,很能幹。

她在那邊受教育,對美國的歷史有認識,對民主當然也是熟悉的。她以自認為「鬼妹仔」的眼光指出,很擔心香港很多人在爭取的「公義」並不是真正的「公義」,而是「公審」!

這話讓我瞪大了眼。「公審」?我首先想到的是大陸解放初期的公審,會場上──經常是田頭、運動場──人頭攢動,群情汹湧,沒有正式的司法程序,也可能沒有正式的司法人員。看看群情,就知道罪早定了。死刑可能立即就地執行。

朋友當然不是指中國式的公審,而是美國式的公審。我想到了,與朋友異口同聲地說:witch-hunt(搜巫)在美國讀歷史,都會讀到美國開國之初這一頁。

說到搜巫,一般會想到歐洲,而不會想到美國。據維基百科,在搜巫猖獗的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歐洲和北美洲估計有四萬人到六萬人被指是巫師、巫婆而被殺害,其中不乏小童。歐洲自然是搜巫的「重災區」,而美國的搜巫亦盛行一時。搜巫源自宗教上「名門正派」對「邪魔外道」的封殺,當年從歐洲移民到北美洲的,很多是清教徒,對宗教有執着的虔誠。移民群落宗教氣氛濃烈,一旦受到煽動,被指為巫的人就百詞莫辯。指控、定罪會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在「公審」中進行,包括用方法去測試被指控的人是不是真的巫,例如把這人手腳交纏拋下水中,人若下沉是為無辜(可能已溺斃),上浮(肺內有氣者一般可浮起)則是巫。美國這一「黑暗時期」長達三百年。

朋友了解美國這一頁歷史,也知道美國民主的形成有着對這黑暗歷史的反思,所以從香港某些人近來的狂熱看到了令人擔心的苗頭。她又驚訝地看到,香港傳媒可以在左右人的思想上起到那麼大的作用。只要傳媒和煽動起來的人認定你「有罪」,你就「有罪」了,可以代替法庭。而他們代表「公義」,「公義」也就成為「公審」了。

值得注意的是,「公義」可以推動「搜巫」;換句話說,「搜巫」必是假「公義」之名以行的,所謂「擇善固執」。

美國作者Paul Johnson一九九一年在《觀察家》(Spectator)上為文指出:「不要以為搜巫在美國消失了。它已政治化,但仍然盛行。它有時由政治光譜的這一頭掀起,有時又由另一頭掀起,而本質不變,就是狂熱、自以為公義化身、濫用司法形式、蔑視司法系統。」戰後以來,這樣的例子層出不窮,從麥卡錫掀起的「紅色恐怖」,到九一一之後的「愛國反恐」。

香港那些人可以理直氣壯地反駁,香港沒有「搜巫」。果其然哉──翻翻字典看,witch-hunt 的現代解釋是:政治迫害。

2012年7月10日 星期二

籠裡猴子的「路徑依賴」

「我在尋找路徑。」
在閱讀有關「路徑依賴」的資料時,讀到一個很有趣的實驗──用猴子進行的「路徑依賴」實驗。

實驗人員把五隻猴子放在一個籠子裡,籠子中間掛着一串香蕉。猴子自然會採摘,而只要有猴子拿香蕉,管理人員就用高壓水槍對付──不只是教訓要拿香蕉的猴子,而是教訓所有猴子。這反複進行,直到沒有猴子再敢動手。

然後,從籠子裡抓走一隻猴子,換入一隻新的。新來的猴子不懂「規矩」,自然去拿香蕉,這就觸怒原來籠子裡吃飽了苦頭的另外四隻猴子。不必動用高壓水槍,吃過苦頭的猴子自動會教訓新來的猴子,狠揍它,直到它懂得「循規蹈矩」。

實驗人員如是者不斷把經歷過高壓水槍教訓的猴子換出,最後籠子裏的猴子全是新的,都未受過高壓水槍教訓,但再沒有猴子敢去碰香蕉。

當初,猴子不許其他猴子去碰香蕉,是怕受到「株連」。到了後來,高壓水槍不出動了,新來的猴子仍對「不許踫香蕉」的老規矩不敢越雷池半步,這就是「路徑依賴」,這種「依賴」且在實施的過程中自我強化起來。

人的智商比猴子高得多,但一樣有同樣的現象──「路徑依賴」本來是在人類社會發現的。

經常,這是由於某種現象已形成了巨大的慣性所致,即所謂習慣勢力,人未必自覺其存在。有時候,你即使知道其存在,也知道其不合理,但無能為力,只可屈從。

我有過這樣的痛苦經驗。那時,服務的文化機構剛推行電腦化,並為進一步提高效率,逐步編寫出自己的詞組輸入簡碼。這非常好用,按兩個到四個鍵就可以輸入多個字的詞組。沒想到,一次到外面辦事,吃了大苦頭,因為別人的電腦不會提供同樣的方便,而你卻習慣了自己的一套。結果在時間的催迫下,要生疏地逐個字輸入,非常狼狽。這使我此後不敢使用明知更方便的詞組輸入法,而回歸到效率較低的單字輸入法去,向「路徑依賴」低頭。

現在可能每個人都要面對的不合理「路徑依賴」,是眼前電腦鍵盤的QWERTY字鍵編排,這明明是打字機時代因為字鍵的機械臂無法快速運作設計的,目的是讓人減慢打字速度,可是電子時代的鍵盤仍不得不繼續使用這不合理設計,那怕人們已不記得有過機械臂卡在一起的困擾,就如籠裡的猴子不知道有高壓水槍的懲罰而繼續依循不得拿香蕉的老規矩一樣。

思想上、概念上的「路徑依賴」使人根本拒絕從另一角度思考,拒絕接受新概念。如果這僅是個人的事,沒有什麼大不了;若一個廣大人群都是這樣,就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路徑依賴」有自我強化作用,且有人因為擔心它被淡忘、弱化而不斷人為地強化。這其實是僵化。

這樣僵化的「路徑依賴」,在香港多有。香港新上場的高官現在去到哪裡就會被記者問一些「必答題」,而傳媒都必拿這些「必答題」的答案做文章,是為一例。

難得有林煥光斥之為「無聊」!這是「出軌」──拒絕「路徑依賴」──之言,不知要付出什麼代價,例如,會被「猴子」狠揍嗎?

2012年7月9日 星期一

跳出井底,欣賞宜居之香港

香港,迷霧太多難看透
香港獲英國《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周刊評選為世界最佳城市(The Best City),不管你認為這是「爆冷」也好,實至名歸也好,對香港人來說,這總算是大新聞。可是很遺憾,香港的傳媒似乎不這麼看。我在電視上看不到,或許錯過了。今天上班翻看星期六的《明報》,不見,再翻一遍才看到了。新聞約12 x 13 cm 大小,放在內頁中間位置,編輯把一個「六車串燒」的消息壓在上面,意思顯然是這不及屯門公路一宗並無傷亡的車禍重要。

在網上的「面書」上,則看到譁聲四起,有人說是「騙局」,還扯到「土共」,有人叫評判員到銅鑼灣、旺角街頭看看。

反差巨大。一邊說是世界第一的好,一邊雖然沒說是世界第一的壞,但也近於一無是處了。叫好的從全球比較來看、從Google-map 的衛星觀察來看,說壞的則困在香港鬧市來看。這是空間的差別,而這次全球宜居城市評選的關鍵詞正是「空間」。

香港忽然成為世界最宜居城市,的確有點出人意表,就算有關評委也估計不到,因為這次的評選改用了一個經過競賽定出的新評選標準。不過也不能說「爆大冷」,因為按舊標準評選,香港在去年在140個城市中排第十,也算名列前茅。之所以要有新的評選標準,是考慮到世界對「宜居」(liveability)價值觀的變化,特別是要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去衡量是不是宜居。這比住得舒不舒服,空氣好不好有更多考慮。

勝出的一套標準,是建築師 Filippo Lovato 的設計,其中有量化的數據,例如空氣污染指數,也有利用Google-map 對綠色空間作質的比較。這套標準稱為「經空間調整後的城市宜居指數」(The Spatially Adjusted Liveability Index),共七個評核標準:綠化面積、市區伸延、自然資產、文化資產、連接程度、孤立程度、污染程度。

其中有些是人們日常忽略了的。例如市區伸延(urban sprawling),就是說市區的平面擴張,擴張越大,交通耗費越大,公共交通成本上升,私家車數量增加。綠化面積和自然資產都不僅是「量」的考慮,還包括在城市中的分布和與市中心的距離。連接程度是說與世界其他地方的交通方便程度,孤立程度則指二百公里範圍內有多少75萬人以上的城市。這樣的宜居標準,大大超越了過往一般只從個人居住環境考慮的所謂宜居。

70個城市的細項評分可以見到,香港在「市區伸延」中得到最高的也是唯一的1.0分,洛杉磯、波士頓等得最差的5.0;綠色面積,香港1.2分,與巴黎、慕尼黑等同分,而稍低於多倫多、倫敦的1.0;自然資產,香港與三藩市、里約熱內盧等同得最高的1.3分;文化資產,香港在5分中只得4(1分最好);污染程度主要關乎空氣,香港在5分中得3分,自然是差人意。

細讀這個表很有好處,它使你知道香港與世界各地其餘69個大城市相比,真正處於什麼位置,從而不會罔自驕矜,亦不會罔自菲薄。

大家都知道《井底之蛙》的寓言,知道故事的要旨是叫人不要受狹小視角之困,要跳出局限,放眼世界。可是後來看到故事的另一個版本,說是井底之蛙走出井底之後,經歷重重波折,不但沒有發覺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反而跳回井底,繼續做它的井底之蛙去。香港自詡為國際大都市,很多人見過世面,但愛自虐地自困井底裡。

香港人應當跳出香港之井看看世界。如果不能的話,就先跳出銅鑼灣、旺角之井看看香港吧,郊野公園不過在咫尺之外。然後,別再跳回井底去,在井底「蛙」聲四起 。

2012年7月8日 星期日

香港,璀璨風華以外

香港,世界最宜居城市
──攝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晚七時四十三分
昨天得悉,英國《經濟學家》(Economist)周刊在世界宜居城市的評選中,把香港列居第一位。香港有報道把香港勝出稱為「爆冷」,我以為然。為此翻出三年多之前(二零零九年三月)一篇舊文放在這樣,以證香港之勝乃實至名歸:

坐飛機回到香港上空,每次從舷窗下望,景色都懾人心魄。啟德機場時代是這樣,機場搬到赤鱲角之後,也是這樣。如果不把握飛機進入港境後到降落前那幾分鐘,從空中好好俯覽這顆中國南海之濱的明珠,你的機票就沒有發揮最大效益。

以前在啟德機場降落,飛機從西面進港,在九龍鬧市上空低飛經過,再望北拐個彎朝着獅子山山腰衝去。你剛倒抽一口涼氣,飛機側著着身子瀟灑地向右劃出一條漂亮的弧線,驚險地掠過下面的樓頂,緩緩降落在跑道上。

幾分鐘裡,你可以飽覽維港兩岸人工與造化合力鍜造的城市建設奇觀。多少年來,香港人都為這最密集地呈現在世人之前的成就而驕傲。那時每次從天外歸來,不管離開了多久,如果座位靠着舷窗,我都會貪婪地細覽下面展開的長長畫卷,閱覽每條街道、每棟樓房、每點燈光。

機場搬到赤鱲角之後,航線改變了。回港的飛機不會飛臨鬧市,可是新的航線給我帶來更大的欣悅。

如今,夏季進港的飛機會到新界上空繞一個圈,飛過將軍澳、西貢、沙田、荃灣,才從東北方飛向赤鱲角,迎着西南風降落。如果你是大白天飛臨香港而視野又清晰的話,這降落前的幾分鐘,是整個航程中最珍貴的,一定要把握機會,從空中認識香港的另一面。

另一面,就是香港繁鬧璀璨以外,素淨無華的一面。

香港人工的繁華與燈光太矚目耀眼了,以至很多人看不到香港此外天然的蔥蘢與閑適。這一面的香港更大氣,更充滿生機。

當飛機把你帶到將軍澳上空時,你會發覺這個嶄新的小區整個包圍在青山與碧海之間。不遠之外,被稱作香港後花園的西貢山水掩映,海岸曲折,小島星布,偶有遊船在平靜的海面上曳出幾條雪白的弧線,在深淺綠色的畫面上抹上幾筆明亮高光。圍繞着沙田和荃灣的山嶺鬱鬱蔥,似浪如濤,往北延展;浪谷裡,有幾泓碧水倒映着天光。

如果你是第一次到香港來,只期望到這個國際大都會的紅塵裡打幾個滾、不眠不休地熱鬧幾天,你或許會疑惑,這是不是你要到的香港了。

香港有這麼大片碧綠山水,是很多人驚訝而又欽羡的。廣東省一位領導人不久前就公開慨嘆:香港不過彈丸之地,人口密度很大,發展了一百多年,還有大片荒野山林,而我們幾乎什麼都有污染了。

一位房地產開發專家到北京大學演講時也提出過相似的疑問:為什麼香港到今天仍然這麼嚴格地控制土地,還保留了大片森林呢?他接着自己作了回答:因為要支持經濟長遠發展,並且維持良好的生態結構。

美國前總統卡特最近為新出版的《走進西藏》一書寫的序言,也有一個自問自答:「在過去二十年中,世界上還有哪個地方可以將40%的面積劃出用於自然保護?……然而勤勞的西藏人做到了。」

香港人也可以驕傲地告訴世界:勤勞的香港人也做到了。

過去三十多年來,香港一步一步把約佔土地總面積四成的土地劃為郊野公園──法定的自然保育區。這些「荒野山林」可不是沒有人管的,相反,管得特別嚴格。相對之下,在被稱作花園城市的新加坡,只有5.5%土地劃作郊野公園。在面積比香港大得多、人口密度比香港小得多的台灣,受保護的公園用地也只佔兩成。

香港最稀缺的資源是土地,經過多年不斷填海,土地也只有一千一百多平方公里。香港對這些珍貴土地的開發嚴加限制,至今,已開發的土地只佔整體的兩成多一點,而新加坡已有一半土地開發作市區了。香港有接近八成土地由綠色覆蓋,而即使是公認美麗的音樂之都維也納,全城也只有不到一半是綠色空間。香港的綠色可是辛勤點染出來的:近十年來,香港每年植樹近二百萬株,十年來栽種的各種植物超過一億之數。

我不得不嘆服前人的遠見。香港有些地方雖然不屬郊野公園,也通過立法禁止進行城市開發,禁止高樓大廈從市區漫延過去。大嶼山南部,連市區的汽車也不准進入。一些地方,故意不擴建道路,甚至不通公路,以保護固有生態。你要觀賞那裡的自然美景嗎?運動運動吧,邁開兩腿走進去。西貢一帶很多地方就是這樣封閉保護起來的,裡面有香港最迷人的海灘、溪澗、山林、遠足徑,好些地方避過都市繁囂的污染,至今仿若未聞人間煙火,保持着原生美態。

隨著世人日益珍惜自然環境,香港現代文明與自然生態密切相連的獨特性,越來越得到讚賞。不少日本人,特別是銀髮一族,專程到香港來登山遠足。蘇格蘭的崇山峻嶺世界有名,有蘇格蘭人來香港登上馬鞍山,眺望遠山,不禁對同遊的香港人說,香港山川之壯麗,大可與蘇格蘭媲美。因此,美國《時代》周刊把港島東南部石澳郊野公園山脊上的龍脊評選為亞洲最佳的城市遠足路線,一點不叫人驚奇。

香港郊野可觀之處頗不少,單是兩條交叉縱橫香港、共長近二百公里的遠足徑沿途,就有各種景致讓人應接不暇。快要退休離開香港的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說,香港最讓他不捨的,就是它的遠足徑。

要說香港郊野景色靚絕天下,當然不是事實。比起華夏大地的名山大川,香港郊野景色遜色得多。但我敢說,世界上能像香港這般親近大自然的大都會,數不出幾個來。

不管你身處香港哪一個角落,那怕是燈紅酒綠、車水馬龍的市中心,你一旦受夠了,大可以在半個小時之內走進只聞泉聲鳥語的山林之中。即使位居金融區的中環,只要你肯往山上走一小段路,就可進入林蔭花香的世界。要到龍脊上頂天立地披襟振臂,不花你一個小時。你也可以只花半個小時,沐着海風坐船到南丫島,或者到更遠一點的長洲、坪洲等小島去,在海天之間享受更無車馬喧的悠閑。

香港的綠色世界,有造化的優勢。

她本來就有約三千種有花植物,包括一百二十多種蘭花,有三百多種土生樹木。有二百個香港那麼大的英國,也沒有這麼豐富的植物品種,難怪英國人當年那麼喜歡香港。

她三面環海,海裡是另一個很少人認識的精采世界。香港的珊瑚很多,達一百五十多個品種,約佔最適合珊瑚生長的印度─太平洋地區的珊瑚品種一成半,比只有68個品種的加勒比海還多!香港珊瑚魚的品種因而非常豐富,據香港大學幾年前的調查,達到325種,而海底世界大得多的加勒比海也不過有350種。

她也是雀鳥的天堂,紀錄到的雀鳥品種有480個,就是說中國三分之一的雀鳥品種可以在這裡找到。

於是,當有人告訴你香港還生存着一些其他地方未發現過的生物品種,就不必太驚訝了,例如有一種青蛙和三種蜻蜓是香港獨有的。

這些,既是造化的眷顧,也是人作的功勞。

不可否認,香港經過幾十年急速發展之後,出現了不少後遺症,市區空氣素質欠佳就常為人詬病。但可別因此把香港的生態環境說得一無是處。相反,香港的生態環境在很多方面可以作為城市現代化發展的典範。很多香港人也感受不到這一點卻不出奇,香港人出了名的忙碌生活方式,把他們長期困在匯集了先進現代文明的市區了。

那麼,下回飛臨香港或者飛返香港時,不要錯過飛機降落前的幾分鐘,爭取在這幾分鐘裡瀏覽一下金碧輝煌以外純樸自然的香港吧,滋潤一下你的眼睛,也滋潤一下你的心靈。最好當然是,擺脫都市文明的羈絆,多親近香港的綠色世界。

這個世界近在咫尺,舉足可達。千萬不要因為它近在眼前而視而不見,也不要因為它太不稀罕而不加珍惜。

越過這迷障,你會發覺香港遠遠比你知道的美麗和值得珍愛。

2012年7月6日 星期五

讓你欠太多而不求回報的……

朋友傳來兩個小故事,看來是網上流傳的,據說感動過很多人。簡單地編輯了一下,放在這裡,希望能感動更多人。



有這樣一個兒子,他是個大款。母親老了,牙齒全壞掉,他於是開車帶着母親去鑲牙。一進牙科診所,醫生開始推銷他們的假牙,可母親卻要了最便宜的那種。

醫生不甘就此罷休,一邊看着大款兒子,一邊耐心地給他們比較好牙與差牙的本質不同。可是讓醫生非常失望的是,大款兒子無動於衷,只顧着自己打電話、抽雪茄,根本就不理會他。

醫生拗不過那母親,同意了她的要求。這時,母親顫顫悠悠地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布包,一層一層打開,拿出錢交了押金,準備一周後再來鑲牙。

兩人走後,診所裏的人大罵那個大款兒子,說他衣冠楚楚,吸的是上等雪茄,可不捨得花錢給母親鑲一副好牙。正當他們義憤填膺時,不想大款兒子又回來了,他說:「醫生,麻煩您給我母親鑲最好的烤瓷牙,費用我來出,多少錢都無所謂。不過您千萬不要告訴她實情,我母親是個非常節儉的人,我不想讓她不高興。」


我上床的時候是晚上11點,窗戶外面下着小雪。我縮到被子裏面,拿起鬧鐘,發現鬧鐘停了,我忘買電池了。天這麼冷,我不願意再起來,就給媽媽打了個長途電話:「媽,我鬧鐘沒電池了,明天還要去公司開會,要趕早,你六點的時候給我個電話叫我起床吧。」

媽媽在那頭的聲音有點啞,可能已經睡了,她說:「好,乖。」

電話響的時候我在做一個美夢,外面的天黑黑的。媽媽在那邊說:「小桔你快起床,今天要開會的。」我抬手看表,才五點四十,就不耐煩地叫起來:「我不是叫你六點嗎?我還想多睡一會兒呢,被你攪了!」媽媽在那頭突然不說話了,我掛了電話。

起來梳洗好,出門。天氣真冷啊,漫天的雪,天地間茫茫一片。公車月台上,我不停地跺着腳。周圍黑漆漆的,我旁邊卻站著兩個白髮蒼蒼的老人。我聽着老先生對老太太說:「你看你一晚都沒有睡好,早幾個小時就開始催我了,現在等這麼久。」

是啊,第一趟班車還要五分鐘才來呢。車終於來了,我上車。開車的是一位很年輕的小夥子,他等我上車之後就轟轟地把車開走了。我說:「喂,司機,下面還有兩位老人呢,天氣這麼冷,人家等了很久,你怎麼不等他們上車就開車?」

那個小夥子很神氣地說:「沒關係的,那是我爸爸媽媽!今天是我第一天開公交,他們來看我的!」

我突然就哭了——我看到爸爸發來的短消息:「女兒,媽媽說,是她不好,她一直沒有睡好,很早就醒了,擔心你會遲到。」
  
忽然想起一句猶太人諺語:
父親給兒子東西的時候,兒子笑了。
兒子給父親東西的時候,父親哭了。

看過後,記得做一個孝順的子女。這一輩子,能讓你欠太多的,而且不求回報的只有父母,不要抱怨父母的嘮叨……多多體諒他們、感恩他們、關心他們!

說得多好啊:
父親給兒子東西的時候,兒子笑了。
兒子給父親東西的時候,父親哭了。

2012年7月5日 星期四

玩玩音樂椅,擺脫「路徑依賴」

路徑,要依賴?還是創建?
朋友在某部門供職,最近在會面中談到工作上一點新鮮事。事情雖小,但也值得一記,主要是它讓我對「路線依賴」的理論有了新認識。

那個部門一位外籍高官剛到美國某名牌大學作短期進修回來,頗有些新體會,並應用到工作上。譬如:在例行工作會議上,出席的同事都到齊了,各人如常在自己慣坐的位置上坐好。主持會議的那位高官到來,讓所有與會者都站起來。各人詫然,玩音樂椅?差不多,他要各人轉換位置,坐到一個新的座位上去,然後開會。

目的顯然是要刺激或提示大家,要從一個新視角思考、看問題。從經驗可以知道,往往一個小小的新刺激,會觸發新的靈感,形成「腦震盪」,帶來引發連串變化的催化劑。

這樣做,未必在會議上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保持這樣的警惕很有必要。可以的話,不妨藉着一些外在因素推動一下。

慣性,對於個人,對於社會,甚至對於動物都很重要。通過歸納,了解並掌握了一些事物的慣性,才可以學懂適應環境,有所進步。學習而要勤學,其實就是要建立慣性;要通過不斷的重複,或者動作上的,或者思考上的,促使大腦中相關的神經元發展出必要的網絡來,結果就是熟能生巧。年紀大了,學習能力下降,是因為這樣的習慣、神經元網絡較難建立起來之故。馴獸,主要是通過獎勵,讓動物建立對人有利的慣性。

可是慣性一旦建立起來了,就產生惰性。規律既然已形成,就不必思考而為了。人都有惰性因子,傾向於少動作、少動腦。好的設計都是朝向這個目的,這美其名為user-friendly,為用家設想。可以想像,本來的汽車將是自己駕駛的,你動動嘴皮,或者想一想要去哪裡就可以了,汽車會自己駛去。

這樣的慣性還具備自我生長能力,由一個慣性衍生出其他的慣性來,就像一個生物體一樣。這就是「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理論,它原來是說人類社會中的技術演進或制度變遷都存在物理學中那樣的慣性,一旦踏上某一路徑──無論是朝向好、還是朝向壞──就可能對路徑有所依賴,慣性地前進。這個慣性會不斷自我強化,讓你難以擺脫,好像走上不歸路。

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 Cecil North)率先以「路徑依賴」理論來闡釋經濟制度的演進,並憑此在一九九三年與Robert William Fogel一起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對於個人、機構、社會,「路徑依賴」都有利有弊。你要建立必要的慣性,但到了某一階段,又要搬脫不必要的慣性,要建立新思維。「路徑依賴」的最大好處是「有效率」,按着舊模式去想、去做就可以了,不論什麼事情,概念先行,把概念套上去,其他的就不必細想了。

在一個發展變化十分緩慢的世界,一切按照老皇曆辦好了,沒問題。可是誰都知道「這個世界變化快」,「路徑依賴」的危險性在增加,尤其是在香港,因為香港周邊是世界目前發展變化最迅猛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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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參閱:切馬拉糕刀法的啟示
屁股,軌距,路徑依賴

2012年7月4日 星期三

香港退休法醫官解讀李旺陽案

朋友日前傳來香港電台的鏈接,推薦我聽聽一段由香港一位退休法醫官就李旺陽事件所作的專業分析。我對事件也有疑問,能有法醫專家從專業角度分析,應有助釋除疑竇。一聽,果然專業而理性,見解非同一般!

這位退休法醫官是蒙海強,我後來搜尋了一下,才知道此君大有來頭。簡單說幾件與他有關的「大案」:跑馬地紙盒藏屍案(香港第一宗憑科學鑑證定罪的謀殺案)、一連串浴室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事故(促進了浴室熱水爐革新)、嘉利大廈大火四十多具屍體的身份確認。這樣一位具備豐富罪案鑑證經驗的專家,從僅有的少量照片中看出怎樣的乾坤?訪問中的說話不很完整,話句較凌亂,我試把蒙海強的觀點整理如下:

他強調,類似的調查是「一定」先假設「他殺」而進行的,這樣的調查一定要有兩個條件,一要科學,二要客觀,不可有主觀成分,並且要尊重調查當局發放的資料。

這案件引起很多人懷疑,懷疑什麼?如香港電台節目主持人所提問,一個失明失聰的人,自己怎能上吊?大眾更大的疑問是,照片顯示死者吊死而兩腳觸地,可能嗎?

蒙海強說,要接受不一定要吊起──即 hanging──要雙腳離地才會致命的事實。整個人吊起當然會死亡,會窒息;若身體急劇下墜,還會頸折。他說,吊死而兩腳觸地,醫學上講是有可能的,而且「絕對」有此可能。在慢性窒息的上吊,即不是一般吊頸壓斷氣管缺氧而死之下,頸部血液流通受阻,人會在腦部慢慢缺氧下死亡,在(自殺者)決心要死時,會有此現象。「人一昏迷後特別容易死亡,特別是身體重量會慢慢下墜,造成『鐘擺效應』,會過火了,於是引致死亡」

他指出,要把一個死者或昏迷病人up-right(垂直)掛起來是很難的,要兩人一左一右舉起,再要第三人協助才行。這種做法超乎一般想像。

他認為,犯罪手法都是為了掩飾罪證,而不會做出一些讓大家一看都不「收貨」(接受)的後果;犯罪者會用盡一切方法去「毀屍滅跡」,而不會做出會「引起一般人興趣的事」(筆者按:如讓死者兩腳觸地),這違反了犯罪的常理,如果這是犯罪行為的話。

對於到了罪案現場是不是要急救,他指出,如果屍體有明顯死亡跡象,如屍斑,有理由立即封鎖現場進行調查,並保持現場的完整性,而不是進行「急救」。

他特別指出,各處鄉村各處例,不能用香港的標準要求大陸。香港三權分立,大陸則實施大陸法(「大陸」是指歐洲大陸),大陸法的優點是效率高,可以很快決定案件的分類。他認為從專業角度看,案件的處理沒有超越常規。處理的官員,常是法官,有這樣的權力。

關於解剖,據說做了三次,還有錄像,蒙海強認為已超乎一般基本要求。錄像和報告(archive)屬永久保存檔案,也達到法醫調查學上的基本要求。

關於「極速火化」之說,他從技術層面看,不同意什麼「極速火化」之說。香港法醫的服務承諾,是在解剖完成後24小時內把遺體交還家屬,目的正是盡快把遺體火化或作其他處理。香港火化要輪候很久,是因為輪候火化爐之故,不要以為這是為了要慢點火化。他說,由於內地冷凍設備不佳,而遺體又已做了應做的事情,用英文說是why not (為什麼)不火化,為什麼不適當地入土為安或者火化?

關於「公安搶走屍體」之說又如何?蒙海強說,同樣的案件若發生在香港,第一個到場的警察要保持現場完整性,如果受害人有明顯死亡跡象,不要騷擾現場,待法醫科醫生到現場作遺體檢查;警方則會派自已的專家取證。法醫科醫生要注意五個W,最重要的是找出醫學死因,從而進行案件重組。經過這些之後,第二階段,遺體會移送到公眾殮房解剖。家人可以進入案發現場,但不表示可以騷擾現場。罪案現場是神聖的,即使家人也不可以騷擾。

他說,遺體始終是遺體,要移送到適當地方,過程中如果有所謂「強行搶走」,「我不知道過程中發生什麼事情,不予置評」,但香港一樣會移送到擺放遺體的地方。

他說,在香港,死因研訊是很多個月後的事,法庭蒐集各方面證據包括警方循兇殺案方向的調查,同時有法醫的現場及解剖報告。這是香港三權分立的做法,但效率非常不好。只是因為大家對香港警方有信心,即使「案件仍在調查中」,還是耐心地等候。

他又指出,遺體的解剖要盡快做。是否要家屬同意?香港也不需要。這是為了死因裁判的需要,香港也是「強行進行」解剖的,「大家要明白法律上有此法定權力」。內地官員也一樣獲授權處理遺體,目的不是要違反家屬意願,而是要尋找醫學死因;如不解剖,任何證據都會毀滅。

以上僅是我的文字整理,內容當以蒙海強的錄音原話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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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台訪問蒙海強(由第二段訪問的13:38分起)

2012年7月3日 星期二

對離奇命案的解讀

朋友傳來美國一九九四年一段匪夷所思的謀殺案報道,雖是舊聞,但今天讀來仍然很有吸引力,且說明世間之事,不能僅從表面解讀。

故事由美國法醫學院(America Academy of Forensic Science, AAFS)院長Don Harper Mills 博士在學院的一九九四年周年頒獎禮上講述的,離奇得難以置信。頒獎禮在聖迭哥市舉行。

話說當年三月二十三日,一名法醫應命到達一個命案現場,發現死者為Ronald Opus,頭部被鳥槍(shotgun)擊中致命。Ronald Opus本來打算自殺,留下遺書,便從十樓的天台跳下,誰料,跌落到九樓時,被破槍而出的鳥槍子彈擊中,頭部中彈,即時死亡。

若非中彈,他其實命不該絕,因為八樓正好為維修架起了安全網,他跳樓只會跌入網中。

住在九樓的,是一對老夫婦,兩人在激烈爭吵,老先生拿起鳥槍威脅要殺妻,並真的板了機,子彈卻打不中老婆,而打中從窗外落下的人。老先生有被控謀殺之虞。老兩口都堅稱,以為鳥槍是沒上子彈的。老先生過去一直愛用沒上子彈的鳥槍來恐嚇老婆,但從來無意殺害她。若此說屬實,老先生槍殺Ronald Opus 屬誤殺。

那麼鳥槍為什麼上了子彈?調查發現,有目擊者約個半月前看到老夫婦的兒子偷偷把鳥槍上了子彈。據調查,那老婦人要切斷對兒子的財政支援。那兒子懷恨在心,知道父親常以空槍威嚇母親,於是意圖借刀殺人。兒子雖沒有親手殺人,但會被控謀殺罪。

進一步調查卻發現,案件有更離奇的情節:那兒子竟然就是從樓上跳下來的 Ronald Opus。他要謀殺母親的陰謀一直未成功之下,更加絕望,於是走上天台跳樓,而仿如命中注定地死於自己裝上的子彈之下,「謀殺」了自己。

法醫於是定案為自殺。據說,美聯社作了報道,記者叫Kurt Westervelt

十幾年來,這離奇命案不斷在網上流傳。它有足夠的條件讓你相信:有時間、有地點、有人物,美國法醫學院和院長Don Harper Mills博士都是真的,Don Harper Mills也真的在頒獎禮上講了這故事。

我看了這故事,目瞠口呆,想不到世間竟然會發生這樣光怪陸離的事。但我仍想找到更真實的根據,例如美國法醫學院的有關紀綠。

一搜尋,卻從專門揭穿網上謠言的Snopes.com網站上看到故事的真實一面。

原來,故事是Don Harper Mills杜撰的。可是他並不是故意造假,只是故事在流傳中流失了最重要的內容,弄假成真而已。

美國法醫學院院長Mills 本人一九九七年接受訪問,作過這樣的澄清:「我一九八七年在頒獎禮上杜撰了這個故事,既為尋尋開心,也想展示,你只要改變幾個小小的事實,就能把法律結果大大改變。一九九四年,有人把它抄到網上……過去兩年我已在網上收到過四百個查詢電話,有圖書館管理員、記者、法律學生,甚至還有法律教授要把它收進教科書去。」廣泛流傳後,它又成為不同電視劇裡的情節。

這樣的謠言在網上數不勝數。在這裡把它翻炒一次,目的是要補充其中流失了的內容,就是 Mills 杜撰這故事的初衷:「你只要改變幾個小小的事實,就能把法律結果大大改變。」

剛剛聽了本港退休法醫蒙海強就李旺陽案接受香港電台訪問的錄音,更覺Mills以上觀點之可貴。蒙海強從一般人錯誤理解的幾個小小的事實中,看出了案件可能存在的另一面。很多事情,真不能滿足於普通知識層面的表面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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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pes.com 上的破解:
http://www.snopes.com/horrors/freakish/opus.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