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9日 星期五

語言消亡,就在澳門香港

一種語言的誕生不容易,但可以很快消失。在當今迅速發展的全球化時代,這默默地發生着,就在我們身邊。澳門土生葡語 Maquista 就正在這樣的命運中掙扎。據說二零零零年時,會講澳門土語的人估計只剩五十人,多數是老人。二零零九年,它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極度瀕危」語言。十八年過去,懂澳門葡語的老人陸續離去,它應當更瀕危了。

英國《衛報》的記者最近到澳門就此採訪,報道了澳門土語的近況,和一些有心人的努力「拯救」行動,包括在澳門藝術節上演土語戲劇,字幕要翻譯為英文、中文、葡文。不過這些有心人不敢樂觀,「相信 Maquista 終將消亡」。

以前也聽說過澳門有這樣一種土話,但從不在意,也沒有接觸過。想接觸可能不難,到澳門的老字號葡餐館,那老邁的店主,可能是葡人,也可能是與嫁予葡人華人,或許會說。

Maquista 是一種雜交語言,即 creole language。這是指在某個時空由不同語言,可能兩種,可能更多,混合而成的語言,所謂洋涇浜是也。在長期演變下,混合語同原來語言越來越疏遠,未必能溝通。澳門土語的形成經歷了不同時空。十六世紀上半葉,一些葡萄牙人到馬六甲落地生根,葡語與馬來語第一次混合。這些葡萄牙人蛙跳到了澳門,語言又融合了粵語。其中還可找到葡萄牙人航海貿易沿途的其他語言痕跡。

很多葡萄牙男人與澳門本地女子結婚生子,家裡說的就是這種土語。到澳門辦起教育,學校裡教的是葡語、華語,視土語為不正規,會禁說禁用。土語於是只能在土生葡人之間、在家庭裡使用,逐漸邊沿化,以至瀕於消亡。

但這畢竟是一個群體的母語,如一位拯救 Maquista 者所說「是我們的語言,是我們的過去」,拯救是要「奪回真正代表我們的文化和我們的精神的東西」。

能起死回生嗎?很悲觀,土語雖然有其文化和歷史價值,但不再有溝通功用。如一位在網上教澳門土語者說,這就等如把父母用過的一本筆記本、一個茶罐珍重保留,明知沒有用,但捨不得丟棄。

這樣的事情也在我們身邊、我們身上發生。我們的祖輩,多半從某個鄉下而來,說的是鄉下的語言。即使是香港土生的,當年的語言不會是如今的粵語,而可能是圍頭話、客家語,甚至是蜑家話。香港的年輕人會說祖輩「土得丟渣」的家鄉語麼?圍村裡還會有圍頭人、客家人,可能自中原某地、江西某地流徙而來。流家泛宅的蜑家人則絕大部分已上岸,作為一個群體,已消失在社會裡。蜑家人流布廣泛,各地的蜑家話與本地話混合而不同。香港蜑家語,何止是「極度瀕危」語言?

事物的發展有客觀規律,有些東西,眼看着它消亡,為之難過.惋惜,但無可奈何。給它們在博物館裡留個位置,可能是最適合的。

2018年1月18日 星期四

法治減少了個人自由?


現代社會都講法治,很難想像一個地方沒有完善的法治而能現代化。但對法治有五花八門的理解。於是一些人明明做着有違公眾利益、明明犯法的事,卻在高喊法治精神。

對法治,常常是從相對的角度去認識的,例如相對之於人治。在人治中,掌權者置身於法律之上。這樣的人治,中外社會都有過,常見於王權社會。可是法治也是通過人去執行的,這就有治人者是不是賢人,善不善治之別。猶如刀是好刀,使用者善不善操刀,效果絕不一樣。所以法治與人治也並非載然相對。

殖民主義者在撤出佔領地時,往往留下了制度和法律,只是縱觀世界,戰後魚貫獨立的原殖民地多半一榻糊塗。依樣畫葫蘆之下,民生、經濟、政治都泛善足陳,法律反成為一些人上下其手的工具。

法治可以是「以法治國」 (rule by law),可以是「依法治國」 (rule of law)。法治這用語,先秦時期的法家著述就採用,是以法治國的政治思想,目的是成霸業,如晏子之言:「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現代的法治除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更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等價值、原則和精神。

法治對權力的制約和保障,對個人和政府都一樣。在個人,西方價值觀中最大的權力是民主、自由,這構成西方的人權。法治要制約民主、自由權力,就形成矛盾。吊詭的是,民主與自由又是一對矛盾,民主靠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運作,多數即使只比少數多一票,也可以凌架於少數之上,是所謂「多數暴力」。少數的意願被剝奪,談何自由?自由主義民主 (liberal democracy) 正在這個根本意義上引起西方一些學者反思。歐洲和美國的民主制度運行得越來越不暢順,不同政黨以不同方式競選上台,都管治乏力,為反思提供了大量例證。

就法治與自由這對矛盾而言,換一個角度去看,卻並不矛盾:治律其實無意限制人的自由。

法律的最重要意義,不在於懲罰,不在於讓人動輒得究,讓人時刻處於恐懼之中。法律的最大目的,是通過立法提倡、彰顯社會大多數人都同意的價值觀念,為人定出一定的行為標準。必要的執法,是時不時敲敲警鐘,以儆效尤,保證社會有效運作,目的不是懲罰違法的人。

人的自由是不是因此而減少了?我以為,並沒有,只是受到制約,人其實是還是有絕對自由的。法律規定不可為非作歹、作奸犯科、殺人放火。可是你要做還是可以的 ── 你絕對有做的自由,只是,你得願意承擔自己的責任,甘心接受法律的裁決,所謂「食得鹹魚抵得渴」,誰制止你吃鹹魚來了?但執法者努力制約傷害別人自由的行為,這超越了個人自由。

法律雖有嚴肅性,許多法律其實不會嚴厲執行。什麼事情都嚴厲執法,根本行不通,有執法成本問題,也有擾民之嫌。譬如關於公共衛生、行人過馬路、吸煙等等法律、法例,其實都屬備而不用、引而不發,主要為了指導市民行為。就此可以說,法律不外人情。人情都理解的法,何須勞動執法者嚴厲執行?

人情是常人可感受之情。公然攔馬路、斷交通,公然扔磚頭、辱警察,而大言不慚言公義,豈是香港常人接受之情?既然要有這樣的行為自由,承擔責任好了。

2018年1月16日 星期二

新移民學習粵語的動力

維港今天早上的精采
香港是個文化大熔爐,這與美國有點相似。在語言上,美國的主流語言是英語,不同國家到來的移民都主動學習英語這一強勢語言。香港的主流語言是粵語,社會上九成的人說粵語。可是粵語的強勢顯然在弱化。這可以從外來人口──工作的、定居的──學習粵語的能動性感覺到。

戰後,香港人口猛增,廣東各地、大江南北都有人不斷湧來,操着不同方言。說的廣東方言就混雜,有屬於粵語次方言的順德話、四邑話,有異於粵語的客家話、潮州話,還有外省的福建話、上海話、國語。這些語言不但在街頭巷尾,從街坊鄰里聽到,看電影、聽電台也聽到。那時有大量國語電影、國語流行曲,還有潮語的,舞台上有不少潮州戲、潮州音樂表演。但人們都努力掌握粵語,社會上說各種口音粵語的人很多。一些藝人甚以明顯的上海、潮州口音的粵語作「招牌」,沒有人以之為忤。

當時的現實是,在香港謀生搵食,非掌握粵語不可。

幾十年過去,情況改變了。一方面是第一代移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土生土長,洗脫了父母的原籍口音,而且對國語有認知。另方面,內地新來移民學習粵語的積極性下降。我的感覺是,社會不似從前各種南腔北調五音雜陳了,要麼說國語 (普通話),要麼說粵語,此外是英語。

……昨天傍晚的精采
源自內地的移民可按學歷略分為二,學歷高的 (包括海歸的) 學粵語的主動性最低,有些可以說根本沒想過要掌握這種限於本地的方言。主要原因是在生活上、工作上缺乏學習動力。以前,你起碼要到街市與人溝通。現在,不與本地人溝通,生活照樣過;到超市買菜,可以不說一句話。高科技鼓勵你切斷人與人的直接溝通。更何況,本地人說國語的能力提高了不少,他們體諒你學習粵語之困難,會主動說你的語言,間接鼓勵這些人放棄學習被一些北方人視為「鳥語」的粵語。

在較高學歷者的工作環境裡,就更沒問題了。幾天前到一個文化機構去,開門的女士一開口就是普通話,看來根本沒有考慮來者何人。在他們的概念中,他們說的是全國通用語言,你不懂是你的不該。進一步是,他們會覺得不必學習你只在小地域流通的語言。

一位有個中原媳婦的朋友對此深有感受,因為媳婦到香港定居幾年了,至今不說粵語,看來也無學習之意。

可是不能說所有內地新移民都不學粵語,注意一下會發現社會上有不少努力學說粵語的新移民。譬如到酒樓吃飯,到超市、便利店買東西,到剛結束的工展會搶購……可以從口音發覺一些店員、售貨員是到港生活不久的。她們 (多數是女性),可能因為學歷較低,只能到職場的低層謀生,要與公眾打交道,非學習粵語不可。

這些人也有拒絕進入主流社會的,例如住在天水圍等較偏遠地區的,年紀偏高,會缺乏走進社會的動力,而樂於與「同聲同氣」的鄉親抱團生活。

我不拒絕普通話,且努力去學習,但為一些人到了香港而不知粵語之精采而可惜。

2018年1月15日 星期一

晃眼又一年,怎麼解釋?

公曆元旦過去,農曆春節一個月後又來臨。日前,已為朋友寫過年揮春了。不少朋友慨歎,日子過得真快,一晃眼又一年了。感到「老去光陰速可驚」的,多是上了年紀的「老友記」。年紀越大,越覺得時間過得快。為什麼?

時間變化的速度不會時快時慢,你感覺時光之箭加速了,肯定是主觀感受使然。但為什麼年長了會有這樣的感覺?而年輕時沒有?這是一個謎題,關乎人對過去的感知,不少心理學家有專門研究。

英國女作家 Claudia Hammond (克劳迪娅·哈蒙德) 寫了一本書  Time Warped: Unlocking the Mysteries of Time Perception,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譯本叫《錯覺在或不在,時間都在:人對時間的感知如何形成》,其中一章名為「飛速流逝」,說的正是人年紀越大越覺得時光加速的感覺。

時間總是不緊不慢的流逝,但在人的不同主觀感受下,譬如為趕時間焦灼地候車,與愛人甜蜜地相偎,一分鐘就長短懸殊。不過一般而言,對短時間的感受不會因年齡不同而有異,小孩子對一天的感覺,與成年人沒有多大不同。對較長時間跨度,例如十年,感受就很不一樣。

踏進二零一八年,對十年前有什麼深刻記憶?北京奧運,劉翔退賽,汶川地震,三鹿奶粉,金融海嘯,奧巴馬當選,香港爆出艷照門,西班牙奪得歐洲杯……,怎麼都是十年前的事了?

有人用數學比例理論來解釋。對一個小孩,十年可能是他生命的全部,而對於你卻是人生的若干分之一。只是這解釋不了對短時間的體驗。即使對於長者,出外旅行兩三天,可能就覺得離家很久了,一個兩星期的歐洲遊更顯得漫長。

有人提出,對時間的距離的感覺,會據記憶的清晰度來判斷。如果一件事在記憶中模糊了,我們便會覺得它發生在較久以前。可是這不好解釋年長了對短暫記憶衰退而對長遠記憶較清晰作出的判斷。

又有一個理論叫「懷舊記憶膨脹」(retro bump),這主要是對發生在15-25歲間,即從青春期到成熟期之間的記憶。人的大腦這時發育成熟,人對自我身份有了認同,在走向自立過程中不斷面對人生的種種第一次,各種事件層出不窮,人生充滿新鮮感。對於小孩,各種新鮮感更多,注意力隨時會被身邊事物吸引過去而浸滛其中,一只小狗,一只蝴蝶,一顆露珠……,他們最懂得享受每個當下。

新鮮感充沛,時間仿佛延長了,而這樣的事情隨着年長、生活趨於穩定而減少,生活甚至變得單調,缺乏驚喜。儘管度日如年,可是時光一過去,反有飛逝之嘆。

朋友昨天傳來蔡瀾的一篇文章說得好:「老了,我們也要以孩童般的率性純真看待世間百態……生活一定會變得有滋有味,有情有調。」

2018年1月12日 星期五

一個「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勢

正想花點時間搜尋一下美國學者 Larry Diamond 關於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論述,特別想了解他近年對世界民主浪潮的觀察,不想今天早上就讀到一篇相關的精采綜述。若自己到網上和圖書館搜尋這樣完整的資料,恐怕花上百倍功夫也辦不到。

這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座教授王紹光的文章,題為《人間正道是滄桑》,長八千多字。去年年末,上海舉行了「二零一八年,中國與世界新時代的樣子」年度論壇,王紹光發表演講,上文是他的演講文本。內地觀察者網發表此文時還有個副題:「當中國政體從被質疑到引起西方恐慌」。

王紹光在北京大學(與李克強同班)畢業後,負笈美國,後任教於耶魯大學政治系。蘇聯解體後,美國專家到莫斯科「教路」,他曾隨行,對蘇東波的政經轉變有不少觀察。他的演講開宗明義,說明講的是世界政治大勢,是三十年來「天下大勢,浩浩蕩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之「勢」。

從一九八七年算起的三十年間,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合中國人說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一九八七年,美國總統里根到西柏林勃蘭登堡門前向蘇聯喊話:「摧毀這(柏林)圍牆。」誰也想不到,這標誌着東西方冷戰的圍牆三年後真的倒了。蘇聯隨即土崩瓦解,東歐各國悉數變色,西式民主浪潮看似席捲世界,西式政體有走向全球勝利、走向「歷史的終結」之勢。美國接着揮軍伊拉克,策動一個個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民主浪潮更加勢不可擋。「中國崩潰論」隨之高唱入雲。

有「民主先生」之稱的 Larry Diamond 自此為宣揚西式民主勞心勞力,著述繁多。他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美國國務院和美國開發署的顧問,更是美國政府資助的民主基金會機關刊物《民主研究》自一九九零年創刊至今的主編。

他不斷發表的著述顯示了一個從意氣風發到遲疑沮喪的清晰變化。在九十年代,他認為「當今世界盡在民主革命掌控之中」,在「邁向民主鞏固」,「全球大勢:建立民主的世界秩序」,預言「在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的某一時刻,世界將迎來第四波民主化浪潮」。進入新世紀後,他發表的文章在標題後面卻經常出現問號,看來信心下降了,如「巴基斯坦開啟了未來的逆流嗎?」,「普世民主?」,「中東歐開倒車了嗎?」,「為什麼阿拉伯世界沒有民主?」

二零一四年,「民主衰退日益惡化」這樣的標題出現了;接着更有「直面民主衰退」,直言「民主衰退最讓人擔心的層面也許是,西方(包括美國)自身民主的功效、能量、自信都在不斷下滑」。二零一七年,他意興闌珊了,只發表過「自由民主是否存在危機?」一文。

對西式民的憂慮當然不限於「民主先生」一人,如王紹光指出,不僅西方主流輿論開始關注,西方主流學者們也開始自我懷疑。去年十月,近五十位研究民主理論的重要學者聚集耶魯大學,討論題目是「民主是如何分崩離析的:它可能在發生美國嗎?」(How Do Democracies Fall Apart:And Could It Happen Here?)。與會者有這樣的結論:「目前這種趨勢再持續 20 到 30 年,民主就完蛋了」。

香港的泛民注意到這樣的大勢嗎?

2018年1月11日 星期四

南極冰層下的迷團

南極一角
對於大自然,包括氣候變化,科學家還有大量解不開的迷團。一個例子,是南極冰層莫名其妙的變化。《自然》(Nature) 網一篇相關報道用上這樣的字眼 the baffling rise and fall of sea ice around Antarctica (南極周邊海冰莫名其妙的增減)。關於北極海冰減少,傳媒有很多嚇人報道,關於南極變化就就少得多。有的話,都是南極哪裡的冰層斷裂了,在海上形成巨型冰山,這通常發生南極洲的西面,即接近智利的一邊,是南極考察隊較易到達的地方。

很值注意的是,最近幾十年的紀錄顯示,南極冰面的面積不斷在時伸時縮中擴大,到二零一四年達到最高峰,然後在去年大幅減小到自一九七九年有衛星探測紀錄以來的最低水平。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不過《自然》網一篇報道指出,衛星觀察只能準確量度南極冰封的面積變化,而不能量度冰層和其上雪的厚度變化。積累的雪會把浮冰壓到水裡,這變化就更無法量度了。

南極冰面的變化很難預測,這使南極觀光旅遊存在不少風險。二零一四年以來,隨着南極海冰減少,南極觀光熱鬧起來。二零一六年,估計有五十艘遊輪載了三萬五千遊客到南極海面觀光。二零一七年可能吸引更多人。這主要發生在靠近智利的南極西部。在澳洲那邊,海冰變化較大,海面有時會忽然冰封,困住觀光遊輪。

南極之謎還有另一方面。南極洲其實是個水火交併的世界,科學過去在那裡發現了47 座火山。英國愛丁堡大學的科學家去年有更大發現,他們分析南極洲西部過去的陸海空探測數據,然後對比衛星的太空探測數據,據火山的圓椎形特徵發現了 91 座新火山,高度從一百米到接近四千米。世界有不少火山帶,火山最密集的是東非火山帶。南極西部新發現的火山帶,比東非更密集。相信那裡還有不少火山未被發現。

這些火山有的可見,有的在海底,多被陸上或海底的冰層嚴嚴封鎖。這引起嚴重憂慮:這些火山有多活躍?過去有過怎樣的發展史?萬一某座火山特別是海底被冰層包裹着的再爆發,會有什麼後果?

地球目前的火山活動,主要發生在一萬餘年前冰川期結束後從冰川下裸露出來的地區,例如冰島、阿拉斯加。那裡的冰川融化後,壓力釋放,火山於是活躍起來。這情況會不會在南極發生?

《自然》網的文章提出了多個疑問:為什麼南極與北極的的冰幾十年來一增一減?南極冰面增長幾十年後忽然從猛減,會不會持續下去?兩極冰面的變動幅度是不是比人們想像的大?為什麼關注南極冰層變化的電腦氣候模型,都一直預測南極冰量下降,而事實卻相反?還有,對於大氣、海洋與海冰之間的互動、反饋,電腦模型缺少了什麼,而人為因素有多少?

全球暖化、氣候變化的預測都是靠電腦模型推算出來的,這同經濟專家的預測沒有多少差別,而經濟專家預測失準是常見的。

西方科學界有這樣的說法:所有電腦模型都是錯的,不過這不代表電腦模型無用 (All models are wrong, but that doesn’t mean they are not useful)。

電腦模擬是虛擬的,有別於真實世界。歷史紀錄則是實在的。歷史裡,中西的文化大發展都發生在氣候溫暖期。歷史裡的溫暖期並不可怕。

2018年1月10日 星期三

天宇廓清,驅霾有望

今天早上的維港
香港空氣中的水分被南下的冷鋒擠出,幾天來又濕又冷。今天,陰雲化作片片白羽,天藍起來,冬日暖陽露面了。空氣被清新過,視野廓清。早些日子,一位朋友在家裡遙望,拍來大廈縫隙間的獅子山照片。在空氣欠佳的秋冬,隔海較難清晰見到獅子山。朋友於是寄望,能多見到藍天。其實,在夏日的香港,藍天白雲一點不稀罕。到了秋冬,北方內陸空氣南下,情況才變差。

不過,照趨勢看來,情況在好轉。如今是北方最寒冷的數九日子,也是嚴重霧霾天氣常見的日子。去年這個時候,華北毒霧彌漫,治霾成為熱門話題。今年,情況好多了。到訪的法國總統馬克龍日前遊覽故宮,背景的紅牆黃瓦藍天,色彩明艷十分。

據日前公布的數據,北京市二零一七年空氣質量優良天數 226 天,比二零一六年增加 28 天,比二零一三年更多 50 天;重污染日 23 天,比 2016 年減少16天。

表面看來,北方的霧霾是盲目發展經濟造成的。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確付出了環境代價,這是所有經濟發展初期為了填飽肚子不得不作出的犧牲。美國已故經濟學家西蒙.庫茲納茨(Simon Kuznets) 創製了顯示經濟發展與環境關係的「庫茲納茨環境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據此,當一個地方的人均生產總值達到五千美元,就會致力保護和改善環境。中國以 14 億人口的巨大基數計算,人均生產總值都已達九千餘美元,發達的沿海地區和城市更加遠超此數,發財立品順理成章。不必唱「保護地球」的高調,改善環境,首先是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

商討減排二氧化碳的國際會議二零零九年在哥本哈根舉行時,時任總理的溫家寶出席,就中國主動減排指出,這是中國根據國情採取的自主行動,是對中國人民和全人類負責的,不附加任何條件,不與任何國家的減排目標掛鉤;無論會議達成什麼成果,中國都將堅定不移地為實現,甚至超過這個目標而努力。話說得實在極了,中國也一直這樣做。

事實上,中國已成為全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也是世界人工造林面積最大的國家。

至於減排,京津冀及周邊要求已完成以電代煤、以氣代煤取暖的地區,秋冬不得燃煤。可是「煤改氣」工程未能如期完成,而天然氣供應又跟不上,不少人入冬後捱凍了。當局「以保障群眾溫暖過冬為第一原則」,迅速調整政策。香港卻有「公信力第一」的報章斥之為「朝令夕改」,這是負面用語,報章的意思仿佛是,中國當局錯了,政策應當雷厲風行,讓人繼續捱凍才對。這豈只是文字水平低劣問題?

北方霧霾的一個重要成因是燒煤取暖,散燒煤污染是電煤 15 倍以上。北方農戶一年燒煤一至四噸,中國二零一六年散燒煤達七至八億噸,主要用於取暖。中國一九八六年全國煤炭產量才只有 8.9 億噸呢。農戶怎麼燒那麼多煤?這是近年才發生的,因為經濟改善,日子好了,大家都要過得暖和些。因此,當局有了以電代煤、以氣代煤政策。

剛剛在一年前寫過〈中國治霾也要花二三十年嗎?〉一文,那是與倫敦和洛杉磯比較的。這不是天問,若不存偏見,答案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