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的夏代，文物的夏代

夏代陶豬頭蓋

去看歷史博物館的「夏商周文明展」，頗有意外見聞。夏代文物之精美，讓人對這個充滿上古神話傳說的朝代另眼相看。

展覽全名是「天地之中 ─ 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注意，它不叫「文物展」，而叫「文明展」。

關於文明，西方有三條標準：第一要有城市，而且是能容納五千人口以上的城市。第二要有文字。第三要有複雜的禮儀建築，即不是一般的生活居所，而是為宗教、政治、經濟原因而特別建造的複雜建築，如古埃及的金字塔。這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一九五八年召開「近東文明起源學術研討會」上提出，然後由英國考古學家格林．丹尼爾（Glyn Daniel, 1914.4.23–1986.12.13）在《最初的文明》(The first civilizations: The archaeology of their origins〔1975〕）中加以補充而「確立」起來的。

按照這三個標準，中國「五千年文明」之說就被質疑了。所謂西方話語權，這是一例。

關於夏代，有很多古老傳說，如堯舜禪讓、大禹治水、禹貢九州等。中國古代文獻中有確切歷史記載的絕對年代只到公元前841年周厲王時。《史記·夏本紀》與《殷本紀》明確記載了夏代、商代世系，商代世系已得到殷墟出土的大量卜骨文字的實物佐證，而夏代文物不多，至今未發現系統文字。夏朝是否存在因此曾諸多論爭，一些西方學者和疑古派懷疑夏朝的存在，懷疑大禹不過是神話傳說中的動物，甚至主張東周以前無信史。

所幸是，內地近年對夏代遺址的考古不斷有新發現，山西陶寺、二里頭等遺址都陸續讓人驚喜。二里頭遺址已證實曾經是一座精心規劃、龐大有序、史無前例的王朝都邑，學界逐漸形成共識，認為這是夏代中晚期一個都城的遺存。

商代文物較多見，它的青銅器是青銅文明的歷史高峰，後來又有數以萬計的卜骨和所帶來的甲骨文震驚世界。夏代文物則較罕見。「三代文明展」第一部分展出的就是夏代文物，有陶器、玉器、骨器、銅器，所展現工藝之精湛，讓我驚歎。如磨光黑色蛋殼陶高柄杯，質地細密，盤口胎壁薄如蛋殼，僅厚0.1mm，絕非慣見的古代陶器。那個陶豬頭蓋，豬頭的五官造形非常卡通，堪稱惟妙惟肖。乳丁紋銅斝(溫酒器)除造形漂亮，局部竟鋥亮似鋼。二里頭出土的獸面紋骨匕，長不到十厘米，陰刻的獸面紋細膩圓滑，溫潤如玉。這些都讓人難以置信是三千幾四千年前的製作。

展出的150件(套)文物由河南省十多家博物館借出，即使你到河南去也不可能一次過看得到。非常難得的觀賞機會，不要錯過。

夏代骨匕

夏代銅斝

「親水」理念帶來的變化

廣州改造後的新河浦路涌

把花墟徑水道活化，是當局的排水防洪理念近年大變、「親水」起來的結果。(當然，要不同部門人員都親水不容易。例如，香港公園排列在人工湖湖邊強作圍欄的花盆，什麼時候搬走? )

渠務署承認，早年建造排水設施主要為防洪，而如今重視水體生態保育及善用市區空間了，積極在大型排水工程及規劃中加入活化水體以至親水的新意念。

最先見成效的是早在2007及2012年完成的蠔涌河及林村河上游改善工程。工程在降低水浸風險的同時，盡量恢復河道原貌，為魚類和其他水生生物建造天然溪澗環境。經過四年的生態監察，2017年發現林村河鳥類、魚類及蜻蜓的品種數量都恢復至工程前水平，而林村河稀有品種──香港瘰螈的數量由工程前監測到的200多條，增加至600多條。

因此，九龍市區的啟德明渠得以活化成啟德河，成為「本港首條市區綠化河道走廊」，觀塘翠屏道明渠活化成翠屏河。最新活化的是牛頭角佐敦谷混凝土明渠成為水道花園，功能不僅只為收集飛鵝山一帶的雨水。大圍明渠（香粉寮至文禮閣）、火炭明渠（桂地新村至香港體育學院）、屯門河中游（兆康站至屯門站）等也在研究活化。其中大圍明渠的活化工程可能會真正親水，讓市民在安全季節走下河道玩水，踩着石頭過河去。這須要與天文台合作研發洪水預告智慧系統，以在出現洪水風險時，及時向市民預警。

這方面，新加坡早有成功經驗。當地加冷河從自然保護區流到碧山公園，以前是水泥渠道，遊人不可靠近。2009年開始改造後，給加冷河提供的洪氾區，成為遊人廣闊的親水空間。河邊安裝有警報器，一旦水漲流急就會響起。

首爾的清溪川是另一個可貴的活水治理經驗。當地曾經是藏污納穢的臭水溝，後來覆蓋了，還建起高架路橋。2002年上台的總統李明博把路橋拆掉，從漢江引水，改造出清波粼粼的清溪川。周邊氣溫竟然因此比全市平均氣溫降低3.6℃，而之前則比平均氣溫高5℃以上。

廣州近年在這方面亦頗有建樹。廣州有「一條珠江百條涌」之說，市內有不少半死不活的河涌。經多年整治，舊城區和近郊一條條曾經成了下水道的河涌變成市民家門口的親水花園。最先在十幾年前整治的是東濠涌和荔灣涌。東濠涌是廣州唯一保留下來的一段舊城區護城河，經六百多年滄桑一度奄奄一息。新的東濠涌雖然沒有亮麗的風景，只是一條附近孩子可以捉魚摸蝦、過客可以浣足刷臉的清淺小河，可是已成為廣州一張名片，胡溫習都來參觀過。荔枝灣涌重現的粵式風情就不必多說了。東山的新河浦路是廣州舊日歐式小別墅的集中地，路中央重現有活力的新河浦路涌，給一幢幢歷史建築增添了光彩。其餘如楊箕涌、獵德涌、車陂涌、大干圍涌、烏涌等各有風情。有的可以扒龍舟，但不少保持低水位，水深僅20厘米左右，補水要求不多之下大大降低治理成本。淺水提高了水體透明度，水生植物生長受促進，完整的生態鏈和生物群落逐步建立，還引來白鷺等水鳥安家。

香港改變明渠治理思路令人高興。可惜的是，由港島大坑浣紗街地底流出的一段約250米長明渠，在同一時間被封蓋成為火龍徑了，主要供大坑的火龍一年一度在中秋穿行到維園去。如果採取新的親水理念，活化這段港島僅見的水道，讓鬧市銅鑼灣也有個水道公園該多好！? 

滄海遺珠：花墟徑水道之萬幸

香港市政當局四月時公布了旺角花墟重建計劃，涉及多幢樓宇、店鋪。報道和評論都集中在重建牽涉的店鋪生意和住戶利益，而鮮有關注計劃的重點──水道公園，就是要把其中一段約二百米的無名水道從雜草叢生的幽暗中活化過來，成為市民遊客可以在鬧市中親近的綠洲小河。

有一段時間，我每天都沿着這條水道來回走兩次，每天早上從港島坐渡海小輪到紅磡碼頭，再沿着鐵路， 穿過何文田走到旺角、花墟，走過花墟徑到界限街上班。好像要走三刻鐘，既省了車費，又做了運動。水道就挨着花墟徑。花墟徑筆直，沒有曲徑通幽之勝，卻有鬧市中難得的靜謐和清幽。水道低路面很多，印象中只有兩三米闊，水面被雜草遮蔽，只偶然聽聞潺潺水聲，鳥語倒是不缺。徑旁有樹，炎炎夏日，也不虞太陽毒辣。

從水道之筆直看來，水道其實是拉直建成的渠。原來水道的上游，應當是從獅子山山麓流到大坑的溪流。溪流變了暗渠，只留下兩岸大坑東和大坑西的名字供人懷緬。溪流在暗渠中摸索而下，過了界限街才重見天日，沿花墟徑喧嘩一陣。

打開香港地圖，會發現不少這樣的渠，英文是nullah。這個字不像英文，原來源自印度，指陡峭山坡對峙的溪谷。這樣的溪谷不能蓄水，只能排水。英國人把這字帶到香港，指的是明渠，通常是混凝土築成的防洪渠道，只為把水排走。多年前到天水圍，四處走走認識周遭環境，走到外圍一處河道，一些河段水草豐茂，白鷺翔聚，風光靜好。河岸用混凝士築成，都以鐵絲網護衛。這叫什麼河?地圖上，它沒有名字，只標記為「渠」(Nullah)，源頭在青山，經洪水橋、天水圍、米埔流進深圳灣。

香港島和九龍市區曾不乏這樣的明渠。港九地形多山，氣候多雨，本來有很多在山坡上自然形成的溪流。如今大凡帶「坑」、「涌」字的地名都必曾有溪流。如港島的鰂魚涌、黃泥涌、黃竹坑、水坑口，浣紗街當然也有溪流。可是這些地方的溪流都變成暗渠了。堅拿(Canal)道的意思本來就是水道，分隔兩邊的是堅拿道東和堅拿道西。北角糖水道其實也一樣，中間有明渠，明渠覆蓋後，糖水道卻沒有東西之分。灣仔石水渠街自然也是溪流變了水渠然後又被覆蓋的產物。

九龍也曾經有多條很大的明渠，明渠被覆蓋後的馬路，都留下路面特別寬闊的特徵，如深水埗的南昌街、東京街。旺角有一個把彌敦道與太子道切角相連的水渠道，也是把明渠覆蓋而成，而被覆蓋的明渠，往上連接的就是花墟徑的水道。

港九市區內天然溪流幾乎全被改造成明渠又變成暗渠之後，花墟徑短短二百米的水道可以說是逃脫成為暗渠厄運的滄海遺珠，如今又有計劃被活化成為鬧市中的水道公園，何其萬幸哉? ! 

清明過荃灣三疊潭

流澗稱三疊

溯源大帽山

山空泉不語

花靜水紋閑

──五絕記清明過荃灣三疊潭，2024/04/14

三疊潭乃荃灣勝景，源頭在大帽山，水流充沛，有上中下三個清澈水潭而得名。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溪流污染日甚，上流又被截流至城門水塘，致三疊潭空有其名而不復聞。如今每年到圓玄學院與西方寺拜祭，只見兩處廟宇之間之原三疊潭溪澗亂石堆疊，空有鳥語而泉聲無聞。少年時在其中戲水野餐之一個個畫面默然閃過，似真如幻。

太原話與蘇州評彈之異

吳儂軟語的蘇州評彈，竟然保留着捲舌音

另一方面，從西漢到東漢，晉地又是匈奴、羌、鮮卑等北方民族向南內遷的要道。到東漢中期，山西北部、中部、西部成為多民族聚居地。一百多年的「五胡十六國」中，不同民族在此間輪流做莊，然而都漢化了。

晉語區被四面山川阻隔，環境很封閉，語言發展緩慢，保留了較多古漢語特徵。晉語同北方官話的最大區別，就是保留入聲，還分陰陽，可有五個音調，聲調又有極複雜的連續變調。 語言學者鄭子寧在《南腔北調：方言裡的中國》一書中指出，滿族舊京瀋陽沒有捲舌音的同時，太原話、呼和浩特話也只有平舌音，沒有捲舌音。

認識一位在太原長大、唸書、工作的朋友，於是向他請教：太原話中「人日肉軟瑞惹」的聲母是否如一份資料所說的是「平舌的r」? 朋友自言在大學同學裡他的太原話是挺標準的，可是對我的問題猶豫了，對各字讀音是平是捲拿不準。這其實說明，到朋友這一輩太原人，對平捲舌不敏感了。朋友倒是找來了某大學中文系漢語班同學進行的《太原市方言调查——太原方言音系》資料，上有聲母21個，包括平舌的z(資紙知織)，c(此朝處吃)， s(事拴書失)，沒有捲舌的zh、ch、sh，但有r(認日閏軟)而注明有「輕微捲舌」。捲舌音，各地有輕重之分，對比一下普通話和北京話、英式英語同美式英語就知道。

與很多方言區一樣，太原話分新派、老派。有研究說，太原城區居民的新派太原話受河北官話移民和普通話推廣等因素影響，快速普(通話)化，是四不像的「洋涇浜」方言。老派太原話的聲母韻母都較多，文白異讀很豐富，與古漢語標準韻書《切韻》、《廣韻》有良好對應關係。

人們普遍有個錯誤印象，以為中國方言中南方不捲舌，北方捲舌，而這是北方方言受阿爾泰語系少數遊牧民族影響之故。其實漢語捲舌音的起源、分布、演變遠比人們想像的複雜。一位來自哈爾濱的朋友在交談中自豪地告訴我，哈爾濱的普通話最正宗，北京、上海不少電視主播來自哈爾濱。一搜尋，果然，央視主持人有一大幫冰城人。可是從哈爾濱往南564公里、坐高鐵約兩小時到瀋陽去，當地話竟然只平不捲。再往南224公里到錦州又截然相反，當地話沒有平舌音，說話「捲得就捲」。

在南方，雲南話卻大部分有捲舌音。吳語整體而言不捲舌，可是作為吳儂軟語代表的蘇州話中，最能顯示其語言藝術魅力的蘇州評彈 ，因為固守傳統、變化緩慢，仍保存着捲舌音。

在大江南北，捲舌音自十九世紀後期以來一直在迅速消亡。作為南方官話代表的南京話亦一樣。據說南京一些年輕人覺得，只有北方人和南京鄉下人才捲舌頭。粵人學普通話畏於捲舌。其實你不捲舌也無所謂，不礙溝通，說不定還代表着一種新潮。

晉語獨立，十大方言佔一席

中國方言地圖

中國有多少方言? 沒人說得準，一是因為中國方言太多，二是對於哪一種話是方言，不易界定。過去說中國有七大方言，後來又說是八大方言，新的說法是十大方言。

「方言」一語最早見於西漢揚雄的《方言》一書，指某地區有別於標準語的「地方話」，不考慮語言間的親屬關係。歐洲人口中的「方言」（dialect）是現代語言學概念，指位於「語言」（language）下一級的語言。這個十八世紀才興起的學問根據語言之間的親屬關係 （發音、詞彙、文法）劃分出語系（family）、語族（group）、語支（branch）和語言（language）、方言（dialect）。據此，一種語言跟標準語有區別的、只通行於一個地區的語言就是方言。

七大方言是北方方言(北方官話)、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閩方言、粵方言。後來，閩方言細分為閩南方言、閩東方言，就有了八大方言。根據教育部2021年《中國語言文字概況》，漢語通常分為十大方言：官話方言、晉方言、吳方言、閩方言、 客家方言、粵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徽方言、平話土話。 這劃分有爭議，說不定過幾年又有新的劃分。

一般來說，所有方言都是語言，反過來說，所有語言其實都是方言。彼此親緣較近的可以互稱為對方的方言，而親緣遙遠的則不可。語言和方言的界定，不僅是語言學問題，既要從語系歸屬、語法、同源詞等多方面考量，還要兼顧政治等因素。個別語言之所以為方言，常因為缺乏適當的書面語。

十大方言中新出現的是晋方言、徽方言和平話土話。

平話土話的使用人口只有二百餘萬，是廣西方言，分為桂北平話和桂南平話，過去曾被歸入粵語。 它的語音系統不像西南官話、桂北湘方言、客家話、粵語、閩方言，混合程度較高，但列為一大方言仍有爭議。徽方言即安微話，過去被認為是一種吳語方言，詞彙和吳語太湖片有很大共性，《 中國語言地圖集》其後把它移出吳語單列。使用人口400餘萬， 覆蓋安微旅遊熱點如新安江、千島湖、黃山、徽州古城、西遞宏村、婺源等。徽語區夾在吳語區及贛語區之間，兼具兩者特色，聲母系統接近贛語，韻母系統則與南部吳語接近，保留了中古漢語的入聲等特徵。

晋語獨立成為十大方言之一，也就成為中國北方唯一的非官話方言。晉語又稱山西話，但使用人口約6,500萬，比山西人口多八成，內蒙古中西部、陝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北部都屬晋語區，有太原、大同、呼和浩特、包頭、張家口等大城市，以太原話為代表方言。

山西臨汾陶寺遺址近年的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當地很可能就是帝堯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國」。4500年前後中國史前傳說的堯禹時代可能因此成為信史。在中國語言發展史上，晉語也有獨特歷史地位。春秋時代，雅言是官話，即夏言。晉國就立國於夏的舊邑，是一時霸主，雅言、夏言都應當以晉語為主。到秦人強大起來，統一中夏，秦語和晉語交融了。西漢建都長安，承接下來的官話應當就是秦語晉語之間的語言。揚雄《方言》的記載以秦晉語最多，語意說明最細，常以秦晉語作中心來講四方的方言，秦晉語應當就是中古時期的通語。直至北宋，中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離開秦晉方言區，秦晉語才邊緣化了。

今天的晉語是怎樣的一種語言? 

不過幾代人，粵語捲舌音消失了

1828年的《廣東省土話字彙》中，
「船」譯音為Shune，捲舌。

香港教育大學日籍學者片岡新助理教授對「港拼」有深入研究，曾發表《「香港政府粵語拼音」：一個亂中有序的系統》一文，梳理這個大雜薈系統的流變；發覺其中夾雜了專爲操英語人士而設計的英語拼寫方式，又有歐洲語言的拼寫方式，又有很多粵語《聖經》、辭典和教科書採用的「標準羅馬方案」（Standard Romanization System）。還雜夾了以拉丁字母拼寫中國地名的郵政式拼音地名。這個地名系統晚清時(1906年)在上海舉行的帝國郵電聯席會議通過使用，對中國地名拼寫法進行統一規範。它還從趙元任的粵語羅馬字中吸收了有用成分。

趙元任二十世紀初給美國學生寫過Cantonese Primer(《粵語入門》)一書，其中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書中的粵音有平舌音和捲舌音之分。其實，此前和同期的不少關於粵音的出版物，都有同樣的區分和紀錄，如：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Chinese (《廣東省土話字彙》，R. Morrison, 1828)；

《江湖尺牘分韻撮要合集》(虞學圃、溫岐石， 1838)；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英華分韻撮要》，Williams, S., 衛三畏，1856）；

A Pocket Dictionary of Cantonese (《袋裝粵語字典》，Cowles, R., 1914)；

A Pocket Guide to Cantonese, 1929（《增訂粵語撮要》，何福嗣、皮泰德，Hoh Fuk Tsz and Walter Belt, ）；

The Student's Cantonese-English Dictionary, 3rd edition (Meyer, B. and Wempe, T., 1947)。

「粵拼」的設計者和主要使用者先是傳教士，後是港英政府的外籍公務員和居港外籍人士。由於母語關係，他們容易分別平捲舌音，但又與粵語的使用分離，對粵音的演變不敏感，對拼音系統沒有與時俱進的要求 。這讓僵化的「粵拼」有意無意地紀錄了粵語一個重要語音變化，就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捲舌音向平舌音合流，以至消失。

這一變化也大規模地在南方地區不同方言中發生，也不同程度地在西方傳教士編寫的各地方言字典中紀錄下來。在成都傳教的英國傳教士鍾秀芝(Adam Grainger)編寫了Western Mandatin , or the Spoken Language of Western China(《西蜀方言》， 1900年出版)，用英語拼寫紀錄了成都方言，平舌音、捲舌音有明晰區分。可是今天，成都只有平舌音了。

香港不少人認為北方方言多捲舌音是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胡音影響，倒是粵語無捲舌音屬「正宗」。他們一定不知道，如今快消失的滿語其實沒有北京話的捲舌音。影視劇中的滿清旗人遺老遺少張口就舌頭翻捲，說的其實是北京話。瀋陽是清朝發祥地，清太祖努爾哈赤四百多年前遷都至此，可是瀋陽話的20個聲母中，偏偏缺了普通話的四個捲舌聲母 zh、ch、sh、r 。

對捲舌音，人們有太多想當然，又有太多不知其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