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6日 星期二

黃河:水清水濁,好事壞事

去年十月,在黃河上游的蘭州,河水湧着濁沫。
對中國人來說,黃河有着鮮明形象,是中華民族偉大、悠久而刻苦的象徵。它源遠流長,自青海雪山的細流蜿蜒而下,淌過蒼茫的華北大地,九曲十八彎而入海。對黃河,有個準確的整體認識卻不容易,比瞎子摸象還難。

我很多年前到鄭州,第一次到了黃河邊,眼前黃河與我腦海中浩浩蕩蕩天上來的印象,大相逕庭。我們坐上汽墊船,在淺灘上行駛好一會登上一個沙洲。沙洲上的沙土軟綿綿的,站在上面用腳一下一下的使力,會踩出透水的淺窩來,這才可以捧一掬混濁的黃河水。

這裡一點看不到黃河的排山倒海、洶湧澎湃,聽不到黃河怒哮的英雄氣魄,連幽幽的輕輕嗚咽也聽不到。

後來又到過面對中流砥柱建起來的三門峽水庫,到過河套上的工業城市包頭,到過築有黃河第一橋的蘭州,各處黃河各有面貌,卻都與腦海中從歷代文學作品中而來的印象對不上號。先後去山西、陝西都沒有一遊壼口,有點遺憾。可能,只有到那裡才可以見到黃河「應有」氣慨吧?

壼口的黃河,一定是滾滾濁流。古語云「黃河清,聖人出」,把盼聖人的願望寄託於黃河水清之上,但是對「黃河清」要有確切的認識。《瞭望》雜誌剛發表了一個〈黃河變清調查〉專題報告,就黃河的水情作了很全面的長篇報道。讀了,才知道過去對黃河的認識,連瞎子摸象都不如。

歷史記載可查的「黃河清」其實有過 43 次,最長的一次發生在一七二七年的清代雍正年間,黃河澄清二千餘里,持續二十多天。如今,「黃河清」再現,持續時間之長,史所罕見。今年五月中下旬,記者從內蒙古包頭出發,看到一千二百多公里的黃河中游已然一河清水,直到開封以下,黃河才呈淺黃色。

關鍵在於,黃河水情之好壞不能單靠清濁衡量,黃河水清了,對黃河本身與黃河流域社會,未必就好。如今黃河水清的同時,流量在減少。據最新的調查,黃河天然徑流量已不足500億立方米,比國務院採用的標準減14%。植被大面積恢復,水利工程增多 (水面擴大),都在增加水分蒸騰散發,造成流量下降。華北各大小城市去為改善民生和環境,都建園造湖,也讓更多水跑到天空去。

與一九八零年至一九九九年相比,二零零零年至二零一三年蒸騰散發的綠水增加 8.6%,徑流減少幅度近 20%。這直接影響到中下游的用水和最棘手的沙泥治理,水少了,泥沙沉積就增加。

黃河就是老歌《我的祖國》唱頌的「一條大河」。黃河的確是華北唯一橫貫東西的大河,可是天然徑流量比不上長江、珠江、松花江、淮河,只居第五位,僅及長江的 6%。黃河卻是不虧為「母親河」,以僅佔全國河川徑流量 2% 的有限水源,灌溉了全國 13% 的糧食產量,保障了全國 14% 的 GDP 產值,養育了佔全國 12% 人口的 60 多個大中城市,340 個縣。

治理黃河自古有改道、分流、築堤之上中下三策,當今的治理手段更多了,河復清而水仍未可根治,可見治河之難。治人、治國更難,亦初見成效。無論如何,都可喜也。

2017年9月25日 星期一

從飲食外賣到磁浮新鐵路

北京第一列磁浮列車
香港被人稱作「飲食天堂」,是否名實相副是一回事,方便倒是極方便,去到哪裡都可以找到吃的。一些地區可說食肆林立,如果不太挑剔亦不計較腰中錢,大可以一年到頭輪換的吃,不虞重複。要買外賣,當然也方便,有些食肆還特意打折,鼓勵你不佔店鋪座位,拿回家、拿回辦公室吃去。我家附近有一條「食街」,我光顧不多,外賣嘛更是重未買過,為的是對吃完外賣後那一堆垃圾很抗拒。

就一個人的分量計算,這起碼包括兩個塑料盒,一個塑料袋,還有方便筷子、勺子等。幾個人吃,可能要加倍的算。食街有相當出名的「糖水鋪」,有時候朋友來了,會買糖水來一起吃,製造的廢物,竟然也「蔚然可觀」。

我印象中最「可觀」的一次,是在美國一家 M 記。差不多十年前,威斯康辛州的朋友帶我們去參觀那裡聞名的花旗參場,途中中午打尖,光顧路邊一家 M 記。三個人吃完之後,按美國人的習慣自己清理餐盤,各種大大小小紙的、塑料的一次性餐具,堆成小山一樣。雖是堂吃,一如外賣,想來是因為工資成本高,為了節省人力,食物都統一生產,照樣包裝,照樣供應,管你堂吃還是外賣。

那回到美國的時間較長,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各種方便換來的資源巨大浪費,飲食住行都一樣。

相對之下,香港的發展模式很不一樣。香港地方小而地勢崎嶇,發展只集中在約四分之一土地上。香港論經濟可算是 big city,論環境則是「逼 city」。「逼」有逼的好處,就是什麼資源都「逼」得集中利用,節省而高效。譬如公共交通是世界最好、最方便的,人均私家車數量在鄰近城市、在全世界都非常低,「落後」得讓人驕傲。

戰後的美國曾經如日中天,美式生活方式為不少人羡慕。可是世人如果都像美國人那樣生活,得要多少個地球的資源來維持?很不幸,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很多東西都有意無意地以美國為追趕對象,美式文化大舉入侵,遍及衣食住行。這大抵是不可避免的,門戶窗戶都打放了,蚊蠅曱甴什麼都會進來。

直到近年,到中國有了一定的經濟底氣之後,才見到以重大力度力圖扭轉。譬如大力發展高鐵、地鐵和城際鐵路,都在短時間內建成世界最大的交通網絡。成就超前,非常超前。

一個最新的發展是磁懸浮列車。上海有一條從浦東機場到市區的磁懸浮客運線,是二零零二年中國在發展輪軌高鐵還是磁懸浮列車之爭相持不下時的產物。輪軌高鐵獲得肯定後,高速度發展起來,而磁懸浮列車就只建了上海一條 30 公里的「示範」線路,也是世界唯一一條商業營運的磁懸浮鐵路。日前消息說,北京市一條 10 公里的磁懸浮線路開始空載試運行了,是為北京中低速磁懸浮交通運營示範線。這是相隔 15 年之後的另一條磁懸浮示範線,可能意味着,磁懸浮運輸在中國醞釀着新突破。

復旦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日前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近 40 年後,仍有一項重要的增長動力未獲得充分利用,那就是城市化。他指出,中國經濟正在轉向超級城市引導的增長。可以設想:磁懸浮客運將在其中扮演一個角色。

中國有 14 億人口,所有大城市、超大城市都是「逼 city」,都應當找尋有效利用資源的新方法,譬如不能像美國人那樣大手大腳浪費餐具。一項調查說,中國單是三個最大的外賣平台(美團、餓了麼、百度)一天就接到二千萬張訂單,用掉的餐盒摞起來足以從地球到國際太空站轉三個半來回,塑料袋可覆蓋168個足球場.....。這樣的方便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

中國創下了很多世界第一奇跡,在資源浪費上要得個什麼第一,「話都無咁易」。

2017年9月22日 星期五

語言與方言,區別在哪裡?

新幾內幾,語言最龐雜的地方。
美國學者、作家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昨日之前的世界》,放上書架兩年了,陸陸續續地看,還沒有通讀。但其中〈七嘴八舌〉一章,書一到手便先睹為快了。裡面說到語言與方言的關係與現象,非常有趣,值得認識。

賈雷德.戴蒙德最出名的著作是《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十餘年前曾在《紐約時報》的閱讀排行榜上上榜二百多周。他仗着演化生物學家、生理學家、生物地理學家的多學科學術背景,讓讀者從新角度重新認識人類發展史。他後來的《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Collapse) 也是同樣讓人大開腦洞的巨著。

戴蒙德指出,一般而言,兩個社群之間,如果可以了解彼此七成的話語,他們說的可能就是一種語言的不同方言;不到七成,說的就是兩種語言了。

這看來很簡單,可是實際上遠不是那麼回事,不可以真正作為區分語言與方言的定義。

他舉了這樣的例子:有八個一字排開的相鄰村落,每條村都聽得懂鄰村的語言 ── 彼此是方言,譬如第二條村一定懂得第一和第三條村的話語,但第一條村同第八條村的村民,就可能「雞同鴨講」了。

這在中國很容易理解。在中國鄉下,翻一座山,過一條河,說的話就變了;翻幾座山,過幾條河,可能就像到了外國,要打手勢、用文字溝通 ── 如果村民識字的話。

歐洲的情況相同,即使在英語世界亦然。戴蒙德說了自己的經驗,他小時候隨父母到英格蘭東部一個小鎮探訪,與姐姐在街道遊玩時迷路了;他向當地人問路,他說美國英語,對方說當地的鄉下英語,就是難以溝通,他甚至不相信對方說的是英語。

地域與時間是造成語言差異的重要元素。因此,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語與法國本土的法語差別很大,南非的荷蘭語與荷蘭的荷蘭語差異更大。兩個方言社群各自發展二千年後 ,可能完全無法溝通。例如都是源於拉丁語的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羅馬尼亞語,又例如都是源於原始日耳曼語的英語、德語和其他日耳曼語。

造成語言多樣性的主要因素有三個:生態環境、社會經濟、歷史因素。環境因素很有趣,熱帶地區的語言比高緯度地區多很多。例如面積最大的三個國家,俄羅斯有一百種語言,加拿大三百種,中國八十種。俄羅斯以西的歐洲的語言也不到一百種。可是非洲和印度都有一千多種語言,單是尼日利亞就有 527 種,喀麥隆 286 種,太平洋小小的島國瓦努阿圖也有 110 種。最多的是新幾內亞,多達一千種。

沒有人確切知道全世界有多少種語言,有說七千,有說六千,有說五千。平均而言,一種語言約有一百萬使用者。事實上,半數語言只有幾千人使用,有的甚至只有幾百人。一些語言消失是必然的:每九天就有一種滅絕。一些語言則在擴張,如英語、漢語。全球約有十五億人以英語為母語、第二語言或外語使用,漢語的使用者也有十幾億。也就是說,你掌握這兩種語言,就等於掌握世界約四成人口的用語了。這就是學好兩文三語的優勢。

語言不單是溝通工具,也有族群身份認同的功能,涉及政治。挪威語、瑞典語、丹麥語雖可互通,但三國都認為各是不同語言;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的關係一樣;印尼語、菲律賓語亦然。有人製造「聯合定義粵語是一種語言」的謠言,可知別有用心。

戴蒙德說了一個語言學家常說的笑話:有軍隊做後盾的方言就是語言。即使菲律賓語的背後,也有一支差勁的軍隊呢。

2017年9月21日 星期四

「只跟潮流,不知大勢」之弊

讀到這樣一個英文句子:They're shredded …… putting-on-your-shirt-is-hard-because-you-don't-know-which-hole-is-the-neck-hole shredded。沒有上文下理,這頗難理解。如果知道它說的是當今「越破越時髦」的時裝潮流,你可能就恍然大悟了。它的意思是:它們撕破了……是「你的 (T) 恤很難穿上,因為不知道頭該從哪個洞穿過」那麼破。

「先敬羅衣後敬人」這老話真的過時了,你根本不知道怎麼判斷「羅衣」。西方領導時尚潮流的名媛型男,身上穿的即使不是綾羅,也必屬名牌,價值不菲,可是「千瘡百孔」,你敬還是不敬? 在這風潮下,你身上穿的沒個破洞,沒個撕破了造成的拉絲、捲邊,就太落伍了以至老土了。在中文這叫「破洞潮流」,英文是 shreddy clothes,越破越 shreddy,越時髦越 trendy。戲謔的稱謂是「乞兒風」。

這不算新潮流,不過不斷翻新,於今為烈而已,以致街上年輕男女身上都「別有洞天」。

作為時尚潮流,它起源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反越戰、反建制的的嬉皮士為了標榜意識形態反叛,在衣着打扮上刻意出格。開始時選的是特具美國性格的牛仔褲,這是牛仔、礦工的工作褲,耐髒、耐磨、耐穿,常常一着經年,磨到脫色殘破。為了營造這實用主義色彩,牛仔褲曾時興水磨,在巨型洗衣筒裡加進卵石,滾磨出「天然」破舊味道。

今天時尚的 shreddy 已徹底拋棄實用主義,破洞純粹是撕出、劃出的,也不限於牛仔衣褲,T恤、毛衣等等都務求「突破」。這已變成純粹的「我要不一樣」標籤,就像一些不論場合戴上棒球帽且偏要把它倒着戴。

此之謂潮流。在物質越來越豐富的商業社會中,商人為了刺激消費,必須製造潮流。商人在製造商品的同時,就要製造需求。在工業革命形成大規模生產之初,生產的都是生活必需品,產品本來匱乏,社會需求大;工業生產創造就業,也創造了需求。為了使生產不斷擴大,為了利潤最大化,市場必須擴大,源料要有保證。歐洲各國政府於是都動用國家機器給商人開路,用兵力到世界各地去佔地殖民。

到需求飽和了,何以為斷? 答案就是製造潮流,一個接一個,就像海潮一樣,後浪推前浪,潮汐相接,讓消費者隨着指揮棒起舞,腰包打開卻自得其樂。衣食住行,吃喝玩樂,莫不如是。

潮流很容易感覺到,因為消費品產業鏈中各個環節的參與者都在推動,廣告鋪天蓋地,造成最大的洗腦運動,有人會不斷告訴你,什麼是最新潮流,讓人着魔似地跟着走。當身邊的朋輩都朝着同一個方向蠕動時,你要反向而去,非常困難,有被踐踏身亡之虞。

潮流有大有小。時裝之類的商品潮流,誰都知道是短命的,不幾年,可能不到 365 日,就成明日黃花。大的潮流則有如孫中山所說的「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革命潮流」,這樣的潮流以十年、百年計算。它們關乎社會大眾的根本命運,卻是因為大而混沌,不易為人感覺。就如你感覺不到腳下的地球在自轉,感覺不到地球在周天運行,當然更感覺不到地球所在的銀河系圍繞着宇宙某個中心在運旋了。

這其實不宜稱作潮流,因為潮流不過朝夕間的事;宜稱作大勢、運勢之類。事物大小都有其 勢,小勢只能服從於大勢,就如人之生死無法抗拒大自然的循環。當病已成勢,華陀亦束手。

中國傳統智慧中,對「勢」很重視。《孫子兵法》有〈兵勢篇〉以論「勢」,指出用兵者必須順應天時,善用地利,發揮人和,以營造有利之「勢」。弔詭的是,對「勢」之辨識,最易當局者迷,就如位於泰山腳下,無論怎麼都看不到泰山有多高。這亦即「燈下黑」。

香港因而有地緣之利,亦有地緣之弊。不知此弊,即為港Q:只跟潮流,不知大勢。更糟糕的是跟上大勢已去之「勢」。

2017年9月20日 星期三

老土的阿Q,時髦的港Q

阿Q糊里糊塗畫了個圈,被神送刑場。
一算才知道, 魯迅的《阿Q正傳》面世快一百年了,阿Q精神自一九二一年以來國人皆知。阿Q精神被視為中國人的劣根性,這種品性源遠流長,不知始自何年何代,只是通過阿Q這人物的誕生,才升格為「精神」而已。它從來與阿Q那樣的中國草根貧苦民眾相提並論,可是你在香港遊目四顧,卻發現阿Q ── 港Q ── 比比皆是,很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高級知識分子。

阿Q精神,誰都熟悉,主要是自我安慰、逃避現實的精神勝利法;即使被狗咬了、被人打敗了,也通過自嘲或他嘲,自我陶醉、自解自慰,得到精神上的寬懷。

阿Q屬於「弱勢社群」,是社會上最無助的,可是在適當時候,在面對自以為比他更弱勢的對象時,會表現出「怒目而視」的「怒目主義」,這其實是欺善怕惡。掂量對手罵不過自己,就破口大罵;掂量對手打不過自己,就揮拳逞兇。於是敢對小尼始動手動腳,敢踹幾腳路邊的野狗出氣。可是到了餓得站也站不穩時,想拿野狗出氣就反被野狗咬了,心裡不斷咒罵也止不了痛。

這還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阿Q也想改變命運,對「革命」的認識卻是糊里糊塗,在「革命」到來之時,被人以「革命」論罪抓起來了,又糊里糊塗的畫了押,最後糊里糊塗地被送上法場槍斃了。

我總以為,人都該有點阿Q精神,以作為無奈之時的最後一招,好豁達一點面對殘酷現實。這點精神,與老莊的逍遙大度,頗有共通點。只是阿Q讀不動老莊之道,無法以老莊的語言來包裝自己而已。

阿Q很自尊,不過自尊得糊里糊塗,如眼裡瞧不起所有未莊的人,甚至瞧不起城裡人。這就等於從現實中隱退,自以為可以龜縮到心靈暗角裡自我陶醉。

快一百年了,阿Q消失了麼?沒有。環視身邊,阿Q還真不少。過去不怎麼覺得,近年,香港的阿Q多起來,而且多以時尚、進步的姿態出現,港Q的形象與魯迅筆下老土的阿Q大不相同。

魯迅是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態度去刻畫阿Q的。阿Q首先是不幸,然後是不爭,不幸是產生阿Q的條件。港Q的產生條件中,「不幸」也挺重要。

曾任中大校長的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日前接受訪問,談到香港各家大學校園出現的「港獨」現象,一針見血地指出,原因「非常簡單」,「因為我們大學裡的年輕人不能與內地學生競爭;不論在獎學金、獎項等各方面,內地學生都更優勝(winning all the way)」。在這劣勢之下,香港一些大學生拒絕加強競爭、參與「遊戲」,於是出現「我不想再跟你玩」、「我們要逃離」、「我們要從你們之中獨立」等思想和行動。

李國章直指這些想法「基本上是失敗者的心態(basically the mentality of loser)」。

簡單地說,這是香港現代版的阿Q心態。港Q在性格本質上,活脫脫的就是阿Q。

李國章指出的港不敵陸生現象,已是香港大專院校多年來的常態。這發展有個過程,最初港生與一般港人一樣,從高高在上的角度俯視陸生,甚至欺凌陸生;到後來在成績競爭上「不幸」不如人,阿Q的劣根性就像返祖現象一樣暴露了。港Q可以告慰的是,他們與魯迅筆下的阿Q不同,因為以前的確曾經相對地「闊」過。

無論乜Q,都糊里糊塗。君不見,一些港Q糊里糊塗地入獄了,相信還有後來者。

2017年9月19日 星期二

韓語日語客家話

福建客家土樓一景
中國究竟有多少種語言?這是連語言學家都回答不了的問題。至於有多少種方言就更無法回答了。

據《方言與中國文化》(周振鶴、游汝杰) 一書:「中國境內有多少種語言?目前還很難說出一個確切的數字。這是因為我們對其中有些語言的知識還是不完備的,或者沒有經過較充分的調查研究;對於劃分語言和方言的標準也不甚統一,如果把某些方言當作獨立的語言,那麼語言的總數就要增加,一般的估計是七八十種。」這有如面對繽紛秋山,你神馳目迷,卻難以說出眼前有幾種色彩來。

一位朋友日前傳來短訊說,女兒對客家話和韓語都有興趣,說是韓語中有些漢字的讀音和客家話好接近;網上則有文章說,客家話和韓語、日語同屬阿爾泰語系,而客家人是南宋時期逃避戰亂的漢化了的金人。

韓國語 (朝鮮語) 與日語不少字音與漢語相近,眾所周知。網上有短片說中國人學韓語特別容易,並拿一些語詞作對比說明,真的非常近似,比中國一些方言之間的差異還小。不過這種相似度佔整體多少?相信只屬少數吧。日語也有同樣現象。也有人拿日語同中國個別方言對比,據此把日語同中國的不同方言拉上關係,例如寧波話、閩語 (不知是閩語的哪個方言),都是過去與日本有較密切海上連繫的地方。奇怪的是,還有日本與藏語有關係之說,日本櫻花的源頭也找到青藏高原去。

韓日的漢字都是引入的,因為兩地本來都沒有自己的文字,要把漢字作為書寫符號和文學藝術手段服務於當地社會,主要用作書面語。同時也引入大量漢語詞彙,一定程度上使當地語言漢語化。可是漢語與韓日語有很大距離,漢字不足以把韓日語在書面全部寫出來。漢字書面系統只限於在社會上層使用,而不能普及到民眾中去。漢字在應用中不得不異變。韓國運用漢字的標誌「 吏文」,其實是按照韓語的語法詞序組識成句的,使用的漢字已非中國意義上的漢字。日本的情況亦一樣。香港可以見到不少日本的漢字詞,如「大出血」、「放題」之類,多不可以按中國漢字去理解。

韓日之外還有越南,也在應用漢字過程中為了實際需要而應用中國六書方法創造出方塊字,他們的「喃字」就更非我們可懂。但也有些按形音原則表意表音的外國方塊字,意思還是可以猜出來的,如日本很多魚的名字之類。

中國的語言眾多,分屬於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南島語系、南亞語系、印歐語系。中國的朝鮮語被「暫歸於」阿爾泰語系,蒙語、滿語也屬這個語系。

如果客家人是「南宋時期逃避戰亂的漢化了的金人」,既然漢化了,說的就應當是當時當地的漢語,而不是本來的滿人之前稱為金人或女真人的語言。他們帶來的語言如果演變成後來的客家語,不可能屬於阿爾泰語系。不排除南宋難民中有漢化了的金人,但數量上不該佔多數吧?

據《漢字漢語與中國文化》(張玉梅、李柏令)一書,從漢朝開始到唐代初年,大量北方移民陸續進入贛北地區,後來形成中古贛語。唐代中後期又有北方移民湧入,帶來新的北方話,並形成新的方言,即中古贛語。宋代以後,說南部贛語的移民進一步南遷到福建、廣東不同地區,「形成了一個物殊的民系 ── 客家人」。「他們帶去的南部贛語與當地的閩越人的語言接觸,在宋明之間形成了近古客家語」。如今在贛閩粵三省交界之地土樓裡的客家語是為現代客家語。

在漢語體系之中,各種方言的語音、語詞、語法有差異, 其中語音的差異最大,但方言之間的關係都有跡有尋,這就如兩個遠親在外表看來沒有半點相似,按族譜一查找,卻原來血緣關係密切焉。

2017年9月18日 星期一

無知笑「胡語」,可憐作「洋奴」

用上這胡桃木家具,是土是洋?
胡蘿蔔、番石榴、洋葱頭都是外來的,傳到中國的先後次序怎麼排列?

中國自古不斷與外交往,從中吸取了大量外來事物,冠以「胡」、「番」、「洋」的東西,大抵都是外來的。有些二千餘年前的漢代就出現在中土,有的到明代才大量進來,更多是西方以武力打開清朝的閉關鎖國之後湧入的。以上三種水果移植到中國的先後次序按此排列就可以了:最早稱「胡」,稍晚稱「番」,近代稱「洋」。

所以胡麻、胡馬、胡姬、胡樂、胡瓜、胡椒、胡桃、胡楊、胡桐、胡床、胡蘿蔔……等等都是先頭部隊;番邦、番薯、番瓜、番茄、番芋、番文、番商、番石榴、番木瓜、番茘枝等是第二梯隊;洋煙、洋酒、洋文、洋派、洋術、洋火、洋燭、洋紙、洋槍、洋炮、洋行、洋樓、洋娃娃、洋鬼子……都是近百餘年的產物,是外來事物的第三波。第三波來勢最洶湧,直把中國人的族自信心沖垮了,流傳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彷彿什麼都不如人,不但四書五經要燒毀,連方塊字也是落後的,要用洋人代表先進的拼音文字代替。於是「洋」代指「現代化」,相對的就是「土」。

洋字頭的詞都看來「高大上」,只有極少數是負面的,如洋奴、洋相。還有一個近日在香港的熱門詞 ── 洋垃圾,大陸限制洋垃圾進口之下,香港天天大量產生的廢紙堆積,有成災之憂。

千百年來,這些外來事物對中國影響極大,其中很多除了在名字上仍保留外來痕跡外,已沒有半點「進口貨」的高貴。譬如番薯,在內地一些地方叫甘薯、地瓜、山藥等,連名字都土得很。普遍認為,番薯是十六世紀末的萬曆年間才由福建人由呂宋(菲律賓)引進的。而菲律賓的番薯由西班牙人從中美洲的墨西哥、哥倫比亞一帶引進。番薯可在貧脊的山地種植,對百越之地的開發有重大功勞。

我在報館做過多年電訊翻譯工作,卻是一直不知道這工作其實與番薯並列。古時漢族帝王接見外邦部族代表時,總稱之為「番」,部族代表排成左右兩行,各自之稱號為「番號」,所說為「番話」,把話譯為漢語是為「番譯」,即今之「翻譯」。

北方漢語在胡邦、番邦不斷侵擾下,語音、語彙、語法都有不少變化,影響力是沿着絲綢之路從陸上而來的。在南方,影響來自海上,可以視之與海上絲路有關,也可視之為歐洲船艦武力擴張的結果。香港就是在這高峰期中「開埠」的。

香港與北鄰的寶安、東莞一帶本屬客語區,「開埠」之後省城廣州與珠三角西部如中山、南番順不斷有人口遷入,粵語才逐步取代客語成為主流語言。這裡是洋文化湧入的窗口,香港粵語首當其衝,受到衝擊理所當然。最受影響的是語彙,包括真接從英文等外語音譯或音意結合而來,以及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下自然產生的,多以生猛傳神見稱。大陸「改革開放」後,香港文化挾着當時的經濟優勢,如潮水湧入大陸,粵語流行曲席捲大江南北,洋味粵詞也大量收編進了詞典,獲得標漢語用詞的地位。的士、買 (埋)單、搞定 (掂) 等用語如今已全國通行。

港人的粵語還受到英語文法的嚴重影響,以至一些人的口語到書面語都不倫不類,中文程度下降有目共睹。奇怪的是,往往是這些人不但無自知之明,反而沾沾自喜,譏笑北方話與胡語「雜交」。在他們心目中,似乎沾上「胡」字是落後,冠以「洋」則先進。真胡塗!